在2016～2022年的周期里，中东没有单独列出来写，并不是中东不重要，而是中东地区的一些重要焦点国，如叙利亚、伊朗等的相关分析，已经散落在其他章节里。笔者认为，促使叙利亚和伊朗政权向符合美国利益诉求的方向更迭，是美国大战略上必走的棋。而中东产油国主要是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变数并不太大。
但在大变革时代，中东绝不能被忽略——它强大的能源地位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趋势变化——谁掌握了中东，谁就卡住了世界的脖子。中东的地位不可取代。在伊拉克钻一口新油井只需要几十万美元，而在墨西哥湾或北极近海，则需要至少5000万美元。中东在石油方面的局势优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
那么，美国对中东如何定位呢？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近交远攻”。
冷战后，美国在其后院拉美地区采取了容忍与克制的态度，既包括对近在咫尺的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忍耐，也包括对委内瑞拉等国左翼势力上台的克制，并没有采取武力去改变反美国家或者“民主滞后”国家的意图。此为“近交”。
美国对远方的敌人实行严厉打击的政策，但美国的“远攻”需要一个战略支点，而连接东西方最关键的支点便是中东。
中东的重要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石油储量上，更体现在它是战略性道路上的桥梁、石油输送通道、航线命脉和管道网络上。
在中东，美国以沙特阿拉伯为起点，与各产油国建立起了密切而稳定的关系，实现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最大化。最擅长走平衡的美国，也一直扶持阿拉伯的劲敌以色列，让两者互相牵制、制衡，同时都有求于美国，让美国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自小布什时代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支持中东的独裁政府（不仅在中东，在其他地区亦如此），压制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但是，美国渐渐发现，这种强压的做法容易使执政者变得腐败，更容易激起仇恨，为恐怖主义的扩张提供肥沃的土壤——事实上，经济增长停滞和政府腐败等因素，始终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发展的推动力量。
有意思的是，美国有研究者指出，这种情况与石油美元密切相关。石油美元不仅导致经济缺乏多样性，而且通常还排斥言论自由、法治以及民主制度。
美国当然不可能从这一点上反省。但它也越来越清楚，中东这种以权威为基础的稳定是虚幻的、无法维持的。而且，美国政府发现支持独裁政权的做法，也不利于美国对自己所推崇的价值观的传播。美国一直认为，支持发展民主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因为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普适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对其战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做了重大调整。美国政府认识到，只有帮助中东国家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推动改革，才能够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也才能使相关国家更加稳定和强大；同时，民众自由选择的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利益。
但中东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够依靠自身力量从内部形成现代化的原动力，而是在不断遭到西方的猛烈冲击之后，才被迫缓缓踏上现代化的征途。
民主之路更是如此。
美国政府极力领导、推动“大中东”战略。所谓“大中东”战略，就是将伊拉克重建为繁荣、民主的国家，将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解决伊朗和叙利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促使其走上民主化道路；推动沙特严厉打击境内的极端势力，逐步实行民主改革……
最后将伊拉克问题、伊朗问题、叙利亚问题、阿以和平进程、阿富汗重建、巴勒斯坦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等问题加以统筹、整合，从根本上重塑“大中东”（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22个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共计26国）的地区格局。然后，以此为核心，进而向中亚、北非、南亚、东南亚扩展，最终使整个伊斯兰世界成为一个民主、发展、稳定的“稳定弧”。
美国把推动中东的民主化进程，看作是确保美国国内安全和维护其海外利益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美国坚信，自由观念会鼓励男女青年努力工作和不断进取，自由和生命的号召力一定能够压倒仇恨和死亡的煽动性。
而且，美国政府坚信，那种认为自由不可能在中东土壤中生长，或者穆斯林没有追求自由愿望的观点纯属谬论。
地缘政治学家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指出，美国在中东所奉行的战略，就是“以民主的名义来削弱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进程，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相关国家的民众与政府变成了一个整体（政府为民选，其利益诉求趋于一致），与美国所宣扬的价值观和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对接得更为完美。
这种做法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其他国家的影响驱逐出去——美国在非洲就通过支持民众推翻独裁政权的做法，把其他国家苦心经营的势力驱逐出去。对美国来说，它既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又成了民主、正义的化身，受到相关国家民众的欢迎，这有利于美国形象的重塑，使美国的利益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这正是中东“颜色革命”背后的深层次背景。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容易看懂大国的战略转换和全球的趋势演变。
由于美国能源独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使得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和多变。美国不会放弃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但在推进中东民主进程时将不再受石油问题的牵制而更加强硬和激进，国际能源市场将因此变得更加不稳定。
然而，即使中东不断走向民主化，依然会是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
为了更好地看清中东局势，我们需要对一些背景做一些交代。
伊斯兰教主要有两大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起源于穆罕默德逝世后的50年里。逊尼派是多数派；什叶派属于少数派，占穆斯林人口的1/10，主要集中在伊朗和伊拉克（除此，巴林的什叶派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70%以上，只是巴林人口少，只有130万）。
“9·11”事件后，一些人（尤其不少美国人）对伊斯兰世界存在一些误解。盖洛普在2006年做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4%的美国人认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过于极端，22%的美国人坦率地表示他们不愿意与穆斯林做邻居。
其实，与其他传统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义也传播爱、善与宽容等。举个例子，穆罕默德曾晓谕人们：对一个动物之善行同样可贵，对一个动物之暴行与对人之暴行有同样的罪孽。穆罕默德听说有人从鸟巢中抓了几只雏鸟，而母鸟在空中盘旋哀啼，便问：“是谁抓了幼鸟而使母鸟伤心？”随即命令立即将幼鸟放回原处。
有研究者指出，正是伊斯兰教，把许多野蛮的部落改造成了一个文明的民族。
但是，《古兰经》也规定“在捍卫信仰时可使用暴力，并教导说，参加斗争者比不参加斗争者更有可能被接纳进乐园”。
这正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产生的宗教原因。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经常是指恪守成说、渴望回到过去的人，而且常常被等同于极端主义、狂热主义、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
所有穆斯林都接受《古兰经》，但伊斯兰世界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伊斯兰教作为社会生活、政治和个人道德根本原则有着强烈的、好战的信念，他们希望确立宗教对政治的优先地位。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强调原教旨主义，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并积极诉诸恐怖主义行动。但也有美国学者认为，由于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埋下的种子，激起了伊斯兰“圣战”。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与伊斯兰教并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一点呢？
因为这恰恰反映出美国推动的中东民主化进程的难题。
其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可能在民主化运动中掌握权力。
由于相关国家存在贫富差距大、腐败严重、失业率高、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很容易被极端伊斯兰势力利用，踏上权力的舞台。
2006年1月25日，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举击败主要竞争对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夺得132个立法委员席位中的74席，一度让美国非常震惊。
因为，2000年9月底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爆发后，“哈马斯”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自杀式爆炸事件，美国和欧盟先后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冻结其财产。
但是，客观地说，即使是像“哈马斯”这样的激进组织，为了奠定权力基础，也不断努力改善民生，并对自己激进的主张进行调整，这也正是其能够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其二，民主浪潮的短期失控。
但凡腐败比较严重、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国家，动荡的条件就非常充分。
下表为2013年中东地区主要国家的清廉指数在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排名。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东地区除了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等为数极少的国家，大部分国家的腐败问题都比较严重。如果与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恰是在那些腐败严重的国家，爆发了大动荡。
2010年12月，突尼斯首先爆发抗议浪潮，拉开“阿拉伯之春”的序幕。随后，民众的反政府浪潮，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部分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实现了政权更迭。
美国要推行的民主化是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民主化，意在扶持亲美政权，但“阿拉伯之春”却让亲美阵营感到岌岌可危，有种被抛弃感，美国在中东精心构筑的战略体系也无法阻挡巨变的潮流。
“阿拉伯之春”让中东的政治版图发生巨大变化，伊斯兰组织以合法身份登台亮相，积极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并占据了优势。具有代表性的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派。相反，世俗集团的力量在政治上处于劣势。
但是，这种民主化重塑的政治格局，并非促使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走向激进。恰恰相反，即使那些被认为激进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立场也趋于温和，选举上台后追求的也是政治利益，并非谋求宗教利益最大化和宗教治国。
所以，民主浪潮带来的只是短期冲击。对美国来说，虽然民主浪潮在短期内冲击了美国的亲美阵营，但鉴于美国的影响力，没有任何政党在上台后走到美国的对立面——这正是美国摧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带给它的“政治遗产”。
“阿拉伯之春”给美国带来的教训，就是更缜密更系统地帮助亲美的阵营，运用民主的技巧赢得选民的支持，以在未来的民主化进程中牢牢掌控权力。
必须指出的是，动荡带来的未必就是民主，更大的可能是权力的重新布局。诚如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马佐尔（MarkMazower）所言：推翻暴君有时确实能带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能带来新形式的暴政。示威并不能有效地终结腐败，终结腐败必须依靠体制改革，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
但动荡毕竟推动相关国家积极改善民生，加大民生投入，以巩固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阿拉伯之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执政者对民生领域的重视。
其三，伊朗等国的介入。
借助“阿拉伯之春”浑水摸鱼的势力令美国最为警觉。
巴林动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民生，而是教派矛盾。巴林的王室及统治阶层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巴林人口中70%的是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朗，更希望什叶派的势力扩张。而且，巴林历史上曾经长期被伊朗占领，伊朗一直视巴林为伊朗天然的力量范围。所以，在巴林动荡过程中，伊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美国而言，巴林是极其重要的。巴林是美国在海湾重要的驻军之地，美国的第五舰队就驻扎在巴林的贾法勒，负责指挥美军在波斯湾、红海、阿拉伯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的海军力量，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战略意义显而易见。在所有海湾国家中，美国与之签订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就是巴林。
因此，在“阿拉伯之春”中，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采取了双重标准：对反美政权卡扎菲采取借势推翻的政策；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积极支持；对有战略利益的盟友如巴林等则加以保护。尤其对巴林，美国采取了极端的宽容，即使在巴林严厉镇压示威者的情况下，依然对其百般袒护，并默许沙特等国出兵巴林武力平叛，因为巴林对美国实在太重要了。
因此，如果美国需要下一场“阿拉伯之春”，进一步巩固它在中东的影响力，就必须铲除伊朗这个重大隐患。只有这样，它的战略棋局才能避免节外生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