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大棋局上，其保持着沙特与伊朗、叙利亚的矛盾，也可以促使沙特出于安全考虑，花费更多的资金购买美国的军火，促进美国军工业的发展。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东就成为世界首要武器进口地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是为美国以武器销售为基础的美元循环创造了条件。

下图（见第516页）为1988～2012年沙特阿拉伯GDP和军费开支占GDP比例。

沙特阿拉伯每年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即使在最低的年份也在7%以上，况且沙特的GDP一直在快速增长。军费开支连续这么多年保持如此之高的水平，即使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也是极其罕见的。

沙特的不安全感越强，军费支出就越大。2013年，美国与伊朗、叙利亚关系的暂时缓和，让沙特如芒在背，坐卧不安。

2014年4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沙特的军费开支增加了14%，占GDP的比例达到惊人的9.3%，沙特的军费支出总额跃升到全球第四位，使得英国自“二战”以来第一次被“挤出”全球前五名之列。

相比之下，2013年中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仅为1.3%（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是2%），并常年处于1.5%之内，远低于2.5%的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在2012年也才4.2%，都远远低于沙特。

第517页图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2013年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14个国家，其军费开支占GDP比例的排名。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军火即使沙特不购买，到对中东的相关敌对国动武的时候美国也得自己出。提前让沙特买下来做同样的事情，达到同样的战略目标，何乐而不为？

宗教矛盾将始终成为影响中东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矛盾是无法调节的。这也意味着，矛盾在周而复始中循环。以埃及为例，2011年2月，穆巴拉克被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势力赶下台。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为埃及第五任总统。2013年7月3日，穆尔西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爆发后被埃及军方废黜。

穆巴拉克的亲信托哈米将军重返政治舞台，他反对任何让穆斯林兄弟会参与民主进程的提议，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是恐怖分子，必须被排除在外并受到镇压。2013年8月中旬，军方占了上风：军警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抗议营地进行清场，打死近1000名示威者，成为埃及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悲剧。伊斯兰主义者（其中一些人持有武器）的反扑也造成40余名军警被杀。

2013年9月6日，埃及政府决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2014年3月，埃及一所法院的法官们宣判529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死刑，因为他们被指控谋杀了一名警官，法官们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便给所有人定了罪。这是现代埃及历史上最严厉的集体判决，标志着埃及法官对军队接管政权的热情支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4年4月28日，埃及明亚省省会明亚市（Minya）的一个法院将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高精神领袖以及其他680多人（这些人被指控在2013年夏季杀死一名警察）判处死刑。同时，法官对3月的大规模死刑判决做了定案，确认了其中37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将492人改判为终生监禁。

而美国对埃及的政策则是跟着权势走，这成为导致埃及混乱的外因。奥巴马政府曾经短暂地支持过穆巴拉克，然后转而支持罢黜他，再努力与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建立关系，接着又支持了导致穆尔西下台的军事政变——按照克里的说法，埃及军方是在“恢复民主”。

这是因为，对美国来说，与埃及军方维持友好关系比看着埃及建立起一个激进的、敌视美国的政府更有利。而且，数十年来，埃及人在很多方面为美国军队提供了帮助，比如，允许美国空军飞越埃及领空。鉴于该地区的很多国家都不允许美军飞越其领空（尤其是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埃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支持埃及军方重返政治舞台的要数沙特了。沙特与穆斯林兄弟会是死对头。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接管政权后，沙特在一周内就宣布了一笔价值12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如此大手笔，令美国15亿美元和欧盟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及经济拨款相形见绌。

中东地区的局势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再以伊拉克为例。萨达姆统治时期，占伊拉克总人口20%左右的逊尼派是掌权者。萨达姆曾经残杀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民众，并使用化学武器杀害北部的库尔德人。

于是，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意在杀鸡儆猴，巩固自己的中东老大地位。可惜，杀鸡儆猴的结果是，冤死的鸡都领会了这样做的意思，而活着的猴却没有搞明白。

于是，伊拉克继续乱。

萨达姆政权被摧毁后，什叶派掌权，逊尼派被边缘化，虽然他们在政府、议会都有代表，但都不掌握实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再度激化。2013年4月，伊拉克举行美军撤离后的首次省级议会选举，但由于恐怖活动和暴力袭击事件频发，1/3的省份不得不取消了投票。伊拉克教派冲突的升级，使得局势几近失控。

一个支持“基地”组织的团体甚至控制了伊拉克的费卢杰。伊拉克内乱，使得伊朗、叙利亚、土耳其和沙特都无法漠然置之，伊拉克乱局会闹得“四邻不安”。

2014年5月底，伊拉克形势急剧恶化。6月初，来自叙利亚的逊尼派武装分子越过边境，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而在逊尼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尼尼微省，武装分子已经巩固了对那里的控制，并向巴格达挺进。

在攻击面前，伊拉克军队溃不成军，士兵们放下武器，换上平民装束逃跑。武装分子释放了数千名囚犯，控制了军事基地、警察局、银行和省政府总部，并在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圣战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u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的黑色旗帜。

事实上，自从美军2011年底撤离之后，伊拉克就逐渐分崩离析。美国从伊拉克将部队撤离时，甚至连象征性的驻军都没有留下。

伊拉克的马利基政府多次请求美国对武装组织在巴格达以北和以西地区的集结地实施空中打击，但是都被白宫断然拒绝。美国的表态是：奥巴马政府一直坚决反对让美国牵扯进伊拉克或其邻国叙利亚的宗派斗争之中。

美国在等什么？

笔者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的第6章专门做过分析，原文如下：

从信仰构成上来看：无论在伊朗还是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都是主体，所以，伊拉克新政权尽管是美国扶持的，但与伊朗政府始终眉来眼去。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新政府的亲伊朗倾向，一直非常担忧。

逊尼派穆斯林即萨达姆生前所在的派别，曾经是伊拉克政权的主导者，在萨达姆被推翻后，他们成为最主要的反美势力。

如果美军直接打击伊朗，其背后并不平静。一旦美军撤出，伊拉克压抑着的内讧的火苗就会燃烧起来，在互相消耗之下，他们可能更怀念美军在的时候，最起码，美军在的时候生活还能正常地过。当美军重新出现，所能遭遇的从背后打来的子弹可能变得少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伊拉克内乱，各派互相消耗，反而有利于化解对美国人的仇恨，更有利于以色列、美国将来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无论是从信仰构成还是从人口构成上来看，让伊拉克现有势力发生内讧，互相消耗，对美国下一步打击伊朗都是有利的。

如果中东地区局势恶化，会引发这些富裕的产油大国的资金流向美国——如果流向实体经济，给美国带去发展亟需的资金；如果流向虚拟经济，则很容易被华尔街的精英们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给“没收”。

对美军而言，撤离了还可以再来。环伊拉克周围还有很多美军的军事基地，重回伊拉克并不难。美军再来，不过是半推半就的事情。对美国而言，未来应饱受内乱、暴力袭击之苦的伊拉克新政府之邀“王者归来”，面对的仇恨要小得多——这自然也有利于未来对伊朗的打击。

美国当初摧毁伊拉克萨达姆领导的逊尼派主导的政权，意外地让伊朗成为受益者，因为伊拉克什叶派主导的新政府与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走得更近。如果当时美国再下一城，直接攻打伊朗，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势必掣肘，甚至有在美军背后放冷枪的可能性。

2006年，什叶派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马利基担任伊拉克政府总理以后，极力排挤逊尼派势力，使伊拉克新政府失去了平衡各方力量以求政治稳定的能力。而且，马利基上任不久就急切而明确地催促美军撤离——美国当时的那种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痛感和失落感是何等凄凉，并不难想象。

这正是美国及时调整战略、推迟攻打伊朗的重要原因。

美国在重新检讨并修正自己的战略失误。

笔者在本书的上部“现实篇”中做过分析，在美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历史上，它最擅长的是“离岸平衡手”战略，美国喜欢通过寻求一种微妙平衡从中牟取利益最大化。而当美国迅速摧毁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这种平衡被打破，反而让伊朗成为直接受益者。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但从教派关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依照美国人的构想，在叙利亚政权垮台后，下一个战略目标无疑是解决伊朗核问题，颠覆伊朗政权。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两国同为什叶派掌权）因此得到加强，双方于2004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伊朗一直努力打造涵盖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

现在，美国重新回到“离岸平衡手”战略上来，不动声色地坐山观虎斗，看着什叶派与逊尼派武装力量在激烈交火中互相消耗。美国在用时间来修正以前的失误，而不是犯下新的错误——假如美国直接帮助伊拉克什叶派主导的政权迅速打垮逊尼派武装，势必给伊朗继续对伊拉克施加影响创造条件。美国最擅长的是让敌对的双方互相制衡和牵制，自己坐收渔利，而不是为别人做嫁衣。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互相消耗吧，在消耗中衰落，而衰落的中东比强大的中东更需要美国！

逊尼派武装的进攻，给美国重组伊拉克现政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势必会借机削弱亲伊朗的什叶派力量，而加大逊尼派在伊拉克新政府中的力量；同时，更好地利用库尔德人的力量，让逊尼派、库尔德人与什叶派形成互相牵制、互相制衡的三足鼎立之势，使伊拉克新政权更容易被美国控制，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叶派一派独大，亲伊朗而远美国。

而且，什叶派政府和逊尼派武装在战火中延续仇恨，能为美军长久驻留伊拉克创造最好的条件。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迟迟不愿应马利基政府之邀出兵的根本原因。

2014年6月11日，逊尼派武装分子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了伊拉克北部及西部的部分地区，占据了提克里特，夺取了炼油重镇拜伊吉的设施，并一路向巴格达挺进。驻守在摩苏尔、提克里特及其他北部城市的伊拉克军队一触即败，人们开始怀疑这是一个阴谋——伊拉克政府军士兵故意投降，和平地向武装分子交出武器和制服。别忘了，伊拉克政府军正是美国一手训练、培养出来的，怎么会弱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

随着逊尼派武装力量的稳步推进，伊朗和叙利亚必然对伊拉克什叶派领导的政府军给予支持，而沙特等国也必然对伊拉克的逊尼派力量给予支持。这样，伊拉克内战就会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牵涉进来。甚至连土耳其也被卷入伊拉克危机。一方面，土耳其通过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经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建立了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崛起让土耳其如坐针毡。

伊拉克与乌克兰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自己是产油大国，而且距离另外的产油大国也非常近，这种动荡的持续更容易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构成伤害。如果突破美国自己所标榜的“战略东移”之假象，而站在“战略新移”的角度来看，就非常容易理解。

无论是深陷困境的伊拉克政府还是伊拉克民众，也许都为当初要求美军撤离而后悔不已——这正是美国需要的效果。美军重回伊拉克的时机正在快速成熟起来。

而且，逊尼派武装力量的进攻使得其他许多国家在伊拉克的投资被摧毁，美军重返伊拉克以后，这些将重新成为美国的机会。

我们知道，美国针对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以后，反而让中国成了冲突的最大赢家——这一点颇让美国人耿耿于怀。中石油集团成为伊拉克石油业最大的外国投资者。2012年，伊拉克超过伊朗，成为欧佩克中的第二大原油生产国。中国不断增加从伊拉克的原油进口，使伊拉克成为中国第五大原油进口国。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不仅限于石油产业，在伊拉克工作的中国人约1.5万。一旦伊拉克内战扩大，中国就要被迫考虑组织大规模的撤离行动。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时，中国就安排了3.5万名中国公民撤离。

正由于中国在伊拉克的投资巨大，伊拉克内战让中国左右为难。中国现在每天从伊拉克进口约150万桶石油（伊拉克原油产量的一半出口到中国）。伊拉克内战双方，都有产油大国支持。因此，美国有人撰文提出，鉴于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比美国多”，美国应该让中国派出自己的海军进入伊拉克险境。这一观点遭到中国媒体的批驳。

中国在伊拉克所面临的困境，美国当然心知肚明。这也是它在伊拉克内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并不急于出兵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要留足借刀杀人的时间，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如它在利比亚、苏丹等国动荡时所做的——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的200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动荡时，中国的企业被抢劫，中国的工人被驱赶，甚至中国的投资项目最终也易主……

在伊拉克投资的不仅有中国公司，还有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司。面对伊拉克的动荡，西方石油公司纷纷撤离员工。英国石油公司表示，已将非必要人员从其运营的伊拉克鲁迈拉（Rumaila）大油田撤离，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已制订计划，假如形势恶化就撤离驻伊拉克员工。其他石油巨擘也制订了类似的应急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撤离最快的居然是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已将其员工从伊拉克南部的一个油田撤离，而该油田远离“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叛军占领区。显然，它在规避风险方面做了更长远的打算。

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其他国家在伊拉克的巨额投资被战火摧毁时，美国将重新找回属于它的机会。下一步，当饱受动荡之苦的伊拉克人含着无比真挚的眼泪邀请美军重塑伊拉克的和平与安宁时，美国将能顺利实现在伊拉克长久驻军的梦想，并为自己在伊拉克的石油等领域争取来更丰厚的利益。美国下一步如果要打击叙利亚或伊朗，也将变得更为便利，而且，伊拉克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将帮助美国更挥洒自如地打石油战。

如果说，美军两次针对伊拉克的战争并没有达到最终战略目的的话，那么这次伊拉克的内战将“弥补”一切。当美军重新回来，他们将得到此前失去的一切和想得到而未能如愿的一切。真正应该担忧的是那些原油需求对中东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中东地区持续的动荡将使他们的石油安全受到更严重的威胁。

不仅伊拉克，利比亚也是一团糟，各武装派别持续不断地冲突。派系斗争、武装割据、暴力犯罪令新生的利比亚政府寸步难行，中央政府如同空置。

2013年10月，约有100名民兵组织成员甚至闯入利比亚总理阿里·扎伊丹（Ali Zeidan）下榻的酒店，把他绑架走。利比亚的混乱状况可想而知。原因在于，利比亚此前的安全体系是为了保护卡扎菲而设置，利比亚并没有国家的军队或警察。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矛盾有时候比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更深。沙特与伊朗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由于派别完全对立，其矛盾更为尖锐。沙特为了对付伊朗，甚至宁愿和以色列联手。

除了上述因素，恐怖主义势力的迅速扩张也成为中东地区的大隐患。

2013年，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严重挑战之一就是恐怖主义的回潮与扩散。随着一批阿拉伯强人政权的垮台，一度被赶出西亚和北非的“基地”组织重新得到喘息之机，利用动荡、战乱卷土重来。叙利亚成为“基地”组织的乐土，数万名“基地”分子及其外围的所谓“圣战者”，成为在叙利亚杀人放火、恣意作恶的主力，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了对叙利亚的政策。

“基地”分子不仅在叙利亚滥杀无辜，试图建立所谓的哈里发国家，而且利用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重新进入伊拉克，攻城略地，把叙利亚和伊拉克两片恐怖主义战场打通。

埃及由于局势失控，军方受《埃以和平条约》的限制无法进入西奈半岛，这里就成为“基地”外围势力的新战场，他们不断在开罗等城市制造血腥袭击，甚至多次越境袭击以色列。利比亚内战结束后，由于部落割据，恐怖组织重新复活、扩散，把利比亚变成了伤亡人数在阿拉伯世界仅次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屠场。此外，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恐怖主义也呈抬头之势。而且，“基地”组织2013年成功地在也门、伊拉克、利比亚和巴基斯坦等9个国家策划实施大规模越狱事件，导致数千名该组织或外国恐怖分子出逃归队，威胁着阿拉伯地区的稳定。

鉴于引发中东大动荡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地区，使得动荡更容易蔓延、升级和延续。中东是众所周知的全球能源的最重要供应地，中东动荡的持续将对全球能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也正是美国加速开展页岩革命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美国的大棋局中，永远都是攻守兼备。有国内充足的能源供应作为保障，美国就可以更好地利用大动荡重创它要打击的目标。而大动荡对相关国家的消耗，也将使这些饱受动荡之苦的国家高举橄榄枝对美国发出最动人的邀请。美国将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新娘一样，在半推半就中实现“王者归来”。

这种宗教矛盾高于一切、不可调和的顽固性，使得中东可能引爆冲突的隐患无法消除，一旦相关条件成熟，就有可能引爆战争。以现在的军事力量来衡量，战争所导致的后果之严重将是超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