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东动荡的第三大因素是种族问题。

中东地区共有五大主体民族，阿拉伯民族人数最多；除此，还有犹太人（以色列）、突厥人（土耳其）、波斯人（伊朗）和库尔德人。

现在，库尔德人大约有3000万（土耳其最多，约有1500万）。“一战”后，由于西方大国的干预，库尔德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是被划分到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等不同的国家（如第524页图所示）。

同时，土耳其等政府也严厉阻碍、禁止甚至打击库尔德人建国的想法。1984～1999年，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奥贾兰被捕，土耳其军队与库尔德人游击队展开了长达15年的军事斗争。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也因叙利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支持和奥贾兰在叙利亚境内的长期活动而变得非常紧张，土耳其政府为此曾不惜以战争相威胁，以迫使叙利亚就范。

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尤其严重。该国的库尔德人数量众多，拥有自己的文化权利和教育权利，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令土耳其政府忧虑重重。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境内不仅是得到宪法承认的两大民族之一，而且还曾经被允许实行自治。为了对付库尔德人势力，伊拉克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允许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力量，这也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用兵。

纵观库尔德民族斗争的历史，争取建立独立民族国家是其根本的奋斗目标。在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中，库尔德人是美国人的盟友，美国在战后提高了库尔德人的地位，以实现伊拉克各政治派别间的力量平衡，保持局势稳定。库尔德语成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之一，库尔德人获得了仅次于独立民族国家的高度自治权，而且保留了独立的军事力量（几乎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这一度让土耳其、伊朗等国非常紧张，因为伊拉克库尔德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无疑刺激了周边国家处境艰难的库尔德人，致使中东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再次抬头。

库尔德人问题，由于大国的博弈而变得非常复杂。中东强国以色列一直支持库尔德人，把这作为其牵制阿拉伯大势力和制衡伊朗战略的一部分。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库尔德人一样受到不公的对待。身份不明的谋杀、非法处以死刑、武力疏散村庄、非法逮捕，以及各种虐待和不公平的审判的政策在库尔德国家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欧洲理事会由47个国家组成，这里面有些国家的人口只有3万～4万，如安道尔、圣马力诺、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而这些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总数达3000多万人的库尔德人却至今没有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库尔德人加入库尔德工人党，为维护库尔德人的权益而做斗争。

库尔德人的建国梦想，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是反对的，但是库尔德人的建国梦想是在苦难和血泪基础上凝结着的，一旦条件具备，他们立即就会为这个理想赴汤蹈火——这将成为导致中东动荡的重要因素之一。

库尔德人所在的地区，无论是石油资源还是水资源都非常丰富，这给库尔德人带来了财富，也让他们有了实现建国理想的经济基础。同时，活动在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基地的库尔德工人党，也通过与犯罪组织联系或参与犯罪活动来筹措资金。

正是这一点，让美国非常担心。因为一旦库尔德人独立，美国在中东树立起来的伊拉克这个民主招牌就会倒下。

伊拉克库尔德人直接向土耳其出售石油和天然气可能成为他们通向独立的开始。库尔德人通过管道将石油输送给土耳其，双方甚至计划建立第二条输油管道。库尔德人跟土耳其达成的石油协议，价值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但所有的协议都绕过了伊拉克中央政府。这激怒了美国和伊拉克中央政府，他们担心石油独立可能会促使库尔德人宣布全面独立，从而导致伊拉克瓦解。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管理着富庶的地区，拥有自己的入境口岸、军队、情报机构，并执行自己的外交政策。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2014年1月，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宣布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自治国家”，与土耳其接壤的卡米什利市成了这个“自治国家”的“首都”，而埃克雷姆·海佐成了“自治国”的总统。目前还组建了政府，由20位部长组成。

从库尔德人的历史来看，凡是在大动荡、大危机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建国梦最强烈的时候。而2016～2022年的经济寒冬，将促使中东地区库尔德人重新滋生梦想。分布在中东地区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3000多万库尔德人，无论如何，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而且，随着2014年5月底伊拉克内战重燃，美国将更加重视库尔德人的力量——不仅借用这支力量来牵制亲伊朗的、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现政权，而且在接下来的伊拉克新政权的重组中，给库尔德人更多的机会。下一步，美国甚至可能通过支持这一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的融合乃至建国，在中东打造出一个新的“平衡手”，给库尔德人口较多的伊朗（美国中情局估计，2011年，伊朗有650万～790万库尔德人，占伊朗总人口的7%～10%）和不够听话的土耳其制造麻烦和压力——以色列已经帮助美国做了许多“铺垫”。

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中，库尔德人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导致中东动荡的第四大因素是经济因素。

2016～2022年，是全球大危机时期，也是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跌幅较深、低迷持续时间较长的时期。一方面，经济危机导致原油需求的下降；另一方面，美国页岩革命也对中东产油国造成强烈冲击。

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油价的涨跌对其意义重大。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中东各个国家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不得不加大民生投入，使得原油的盈亏平衡点大大上升。

“阿拉伯之春”后，为赢得民心，阻止动荡发生，沙特国王慷慨地拿出1000亿美元改善民生，包括对现有公务员一次性发放奖金，建造约50万套新住房等。

阿拉伯石油投资公司数据显示，它当前的盈亏平衡价格是每桶94美元。由于缺乏有效的改革，盈亏平衡价格将会进一步提高。另据利雅得Jadwa投资机构预测，到2020年，盈亏平衡价格将达每桶118美元。由于沙特货币局的现金储备迅速流失，到2025年盈亏平衡价格将飙升至每桶175美元，2030年可能超过300美元。（仅从这一点上来看，2023～2034年间，国际油价的暴涨也是比较容易确定的。）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也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沙特在油价处于每桶67美元的时候就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而最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油价到每桶100美元的时候才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这表明预算支出的上升速度，可能超过了油价的上涨速度。”

中东其他产油国的盈亏平衡点同样在上升。

阿曼的盈亏平衡价是100美元，巴林是130美元。这听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却是事实。巴林的石油产值虽然仅占其GDP的1/4，却贡献了其财政收入的87%。巴林是海湾地区唯一运行预算赤字的经济体。自2008年以来，其债务与GDP的比率已增加1倍多，达61%。

莫说油价下跌，即使在油价不再大幅上涨时，中东产油国的压力就已经开始显现。例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和巴林等国，不得不放慢了预算扩张的步伐，从2013年的平均增长14%降到2014年的不到3%。

另外，石油开采的资本投入越来越大，但带来的石油增长却越来越有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石油行业上游业务的资本支出扩大了近180%，但全球石油供应（按能源含量调整后）仅增加了14%。也就是说，资本支出增速是高于油价涨幅的。

这意味着，传统的中东产油大国的好日子正在慢慢过去。

赫默-迪克逊研究发现，自然资源匮乏会导致经济掠夺，而经济掠夺会引发国内冲突，增加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因资源问题而导致暴力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显然，石油资源的日渐耗竭将加大中东的动荡。

而且，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强大的资源财富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不断侵蚀着国家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阿拉伯石油工业每年可带来7500亿美元财富，其中约1/3、近2400亿美元用于对国内消费者的能源补贴上。

沙特每升汽油售价还不到0.2美元，国内消费可吞噬其石油总产量的1/4，长此以往，沙特石油25年内就将消耗殆尽。2012年，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再次上升5.2%，这一增速放眼世界无出其右。1980～2013年，阿拉伯地区的石油消费量基本保持6%的年增速。对于富国而言，即使目前还能应付，也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对穷国来说，如此高的能源消费与大份额的补贴已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沙特一国的石油产量就占整个海湾地区的一半，其产量将超过非洲和里海地区的总和。也正因为这一点，沙特可供出口原油数量下降，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庞大的贫困人口是中东的最大隐患。中东各国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严重的贫富悬殊不仅存在于国内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国家之间，积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埃及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1%，阿尔及利亚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3%。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加剧着这种贫困。阿尔及利亚的失业率达到40%，突尼斯超过50%，埃及的失业人口高达1000万。利比亚虽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失业率也在20%以上。

中东产油国的经济结构往往比较单一。目前，全球仅有2%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中东，中东除了能源、旅游和房地产外，几乎没有什么领域能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许多中东国家的技术落后，又是世界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

以沙特为例。2010年，其燃料和矿产品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84.2%，而工业制成品占其总进口的79.9%。2012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出占其国家经费收入的比例高达80%。就连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较少的阿曼，石油产出也占到其GDP的51%和出口额的60%。尽管相关国家为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进行了大量经济多元化尝试和努力，但中东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无论是油价的停止上涨、下跌，还是石油产量的下降，对于中东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下图为沙特阿拉伯的GDP年增长率和进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沙特的GDP增长率与出口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2008年次贷危机恶化，2009年沙特的出口下降，GDP增速立即下降到1.83%。

一旦石油的收入下降，庞大的财政开支就会入不敷出，陷入赤字状态。相对应地，就是物价的上涨（这对于工业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国家而言是很难避免的），民众生活压力加大，不满情绪滋生，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使得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趁机扩张，威胁地区稳定。

在2016～2022年这个阶段，对中东的产油国来说，是非常煎熬的几年。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能源威胁，但这种威胁到2020年后会减弱。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显示，美国包括页岩油在内的轻质致密油产量将在2020年达到巅峰，随后产量将下滑。

相应地，中东产油大国的主导地位重新回归，经济状况重新好转。

因此，2016～2022年这个阶段是整个中东地区最可能发生大动荡的时期，而后，在2023～2034年重新拿回石油的绝对掌控权，并且这个阶段油价的大幅上涨，会让中东成为直接受益者。但是，一旦油价上涨过快，就会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从而导致全球的石油消费降低，这同样会给中东产油国带来困扰。而且，这个期间内粮价、能源价格等飞速上涨，也将加大中东地区的通货膨胀，使民众的生活压力变得非常沉重。

另一方面，中东产油国将不得不陆续面对石油产量下降的局面——这不仅会推升油价，更可能使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难以维持。而且，当石油产量下降到临界点时，中东地区将由于迟缓而艰难的结构调整而陷入困境。此外，油价的上涨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展新能源，以摆脱对传统石油的依赖。

如果说石油资源能够带来充足财富的时期，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还能被遮掩，那么一旦石油收入下降，所有的问题都将裸露出来。

更致命的问题是，中东地区一直用石油换取粮食，一旦粮价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油价，中东地区的许多人将因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压力而走向街头。过去的历史证明，几乎每一次粮价的大幅度上涨，都在一些地区导致了动荡，更何况是粮价的持久上涨？

2016～2022年，是粮价上涨而包括原油、金属等在内的工业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周期。油价下跌将给石油换食品带来更高的成本。而在2023～2034年，将是粮价与油价齐飞的时期。问题是，中东产油国自身石油消耗的大幅度上升和石油产量的下降，也将为石油换粮食的机制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油价的上涨也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而这将是催生动荡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更久远的未来，中东都将是可预见的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