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章，我考察了英法两国自18世纪以来的资本变迁。从中获得的各国经验，既具一致性，也有互补性。资本的性质彻底改头换面，但最终其总量与收入的相对关系却几乎没有改变。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中涉及的不同历史进程和作用机制，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必须扩展到其他国家。我们将审视德国的情形，并从中窥见欧洲的全景。此后的注意力将转向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新大陆的资本在某些方面具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定形式：首先因为那里的土地极其广袤，所以价值并不高；其次，因为有奴隶制的存在；最后由于该地区的人口持续增加，导致资本积累的数量在结构上（与年收入及产出之比）少于欧洲国家。上述分析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长期决定资本/收入比的根本因素是什么，这也是本书第五章的主题。我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分析发达国家的情况，并在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扩展至全球。

德国：莱茵资本主义与社会所有制

先来看德国的情形。英法的发展轨迹同德国之间的对比很有趣，特别是在混合所有制经济领域。上文已提到，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在“二战”之后得到强化。但不幸的是，由于德国较晚才实现统一，又历经多次领土变迁，其历史数据更为繁杂，没有很好的办法追溯至1870年之前的历史。尽管如此，我们能够得到的1870年后的估计数据还是很清楚地揭示了德国同英法两国的若干相似及差异之处。

最引人注意的是总体的发展轨迹是类似的：首先，从长期来看，农地资产让位于住宅和商业地产以及工业和金融资本；其次，资本/收入比自“二战”结束以后稳步提高，似乎已经回升到1914~1945年多次冲击之前的水平（见图4.1）。

图4.1 1870~2010年德国的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后期农地对德国的重要性更类似于法国的情形，而非英国—即使在莱茵河以东，农业也尚未消失。此外，德国工业资本的数量比英法两国都要多。相比之下，“一战”前夕德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为法国的一半（约为0.5年的国民收入，法国为1年的国民收入）、英国的1/4（其国外资产相当于2年的国民收入）。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德国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这也是当时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根源。我们可以联想到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德国皇帝试图挑战法国在当地的统治。欧洲列强对殖民地资产的争夺加剧是当时国际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在1914年夏天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对此议题的论述收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一书中，我们不需要全文阅读也能得到上述结论。

同样可以看到，受益于贸易盈余，德国在刚过去的几十年中也积攒了相当多的国外资产。截至2010年德国的净国外资产已接近国民收入的50%，和1913年的水平相差无几，其中超过一半是自2000年之后积累下来的。同英法两国在19世纪末的国外资产规模相比，今天的德国并不算多，但两个昔日殖民帝国的国外资产目前已接近于零，和今天的德国有天壤之别。从图4.1与图3.1、图3.2的对比中，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到英国、法国和德国自19世纪以来发展轨迹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相对位置出现了互换。考虑到德国的经常贸易盈余极其巨大，这种位置上的分歧几乎是必然的结果。稍后我们会再回来讨论这个话题。

德国在公共债务以及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结构的演进轨迹方面与法国颇为相近。1930~1950年，德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接近17%，致使其价格水平上涨了约300倍（法国约为100倍），在20世纪利用通货膨胀来削减公共债务负担的国家之中，德国是做得最过分的一个。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巨额赤字，公共债务负担在1918~1920年及1943~1944年分别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和150%，但利用通货膨胀，德国两次都迅速将债务压缩至很低的水平：1930年以及1950年，通货膨胀分别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20%（见图4.2）。[注释]不过，如此极端和剧烈的

通货膨胀，也给德国的社会与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动荡，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导致饱经沧桑的德国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反通货膨胀情绪。[注释]由此也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形：曾经在20世纪最无以复加地利用通货膨胀来摆脱债务负担的德国，现在拒绝容忍每年的物价涨幅超过2%；而从来都老老实实还债的英国政府，即便是超过了合理的范畴，却显示出更灵活的态度，开明地允许其中央银行购买很大一部分公共债务，哪怕这会导致稍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图4.2 1870~2010年德国的公共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在公共资产的积累方面，德国的情形同样与法国很接近：政府在1950~1980年持有银行和工业部门的很大部分资产，尽管在1980~2000年将其部分出售，但仍保留了相当数量。例如，下萨克森州今天拥有大众汽车这家在欧洲乃至全球知名的企业超过15%的股份（和20%的投票权，尽管遭到欧盟的反对，但上述权利均受法律保护）。[注释]德国在1950~1980年的公共债务接近于零，净公共资本接近1年的国民收入，而私人资本总额只有2年的国民收入，这在当时处于很低水平（见图4.3）。同法国类似，在战后重建及创造经济奇迹的几十年里，德国政府拥有全部国民资本的25%~30%。同样，1970年后的经济增长减速与公共债务累积（在德国统一前很早就已开始，此后从未间断）导致净公共资本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根本性的反转。德国的净公共资本到2010年已几乎消失殆尽，自1950年来稳步增长的私人资本已占据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

图4.3 1870~2010年德国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然而，德国私人财富的规模与英法两国相比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德国的私人财富自“二战”以后有巨大增长：1950年的水平极低，仅为1.5年的国民收入，而今天已超过4年的国民收入。上述三国私人财富的恢复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从图4.4中看到。不过，德国在2010年的私人财富水平依然明显低于英法两国：德国仅为4年的国民收入，而英法两国为5~6年的国民收入，意大利和西班牙都约为6年多的国民收入（本书第五章将有所介绍）。考虑到德国的高储蓄率，德国的私人财富水平仍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似乎是个悖论，但这可能是个暂时现象，并可以由如下一些原因来解释。[注释]

图4.4 1870~2010年欧洲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德国比其他欧洲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低，原因在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价格自1990年后大幅上升，而德国在实现统一后，有大量低成本的住宅进入市场。不过要想解释上述不一致的长期性，我们还需要寻找更为长期的因素，例如德国更为严格的租金管制。

无论如何，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差异大部分并不是因为存量住宅的价值不同，而是其他国内资本的价值差异，尤其是企业资本（见图4.1）。换言之，德国的私人资本水平较低并非因为房地产价值较低，而是由于德国企业的股票市值较低。如果在计算私人财富总额的时候，我们不是参考股票市值，而是采用账面价值（从企业的累计投资价值中减去债务之后的部分），那么上述的德国悖论就不复存在了：其私人财富数量将立刻提升到与英法两国相当的水平，从4年的国民收入增至5~6年的国民收入。这种复杂现象的出现看似是个纯粹的会计问题，其实有高度的政治背景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我们有把握认为，德国企业的市值较低应该反映了所谓“莱茵资本主义”（Rhenish capitalism）或者说“利益相关者模式”（stakeholder model）的特点。具体来说，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企业不但归股东所有，而且还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其中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他们在德国企业的董事会有席位，虽然不见得是股东，但不仅能发挥建议作用，而且是决策的积极参与人)，以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机构的代表。这里的关键并不是说此类分享式社会所有制模式很完美，它也有其局限性，我们只是想指出此类模式至少能产生与盎格鲁–撒克逊式市场资本主义（anglo-Saxon market capitalism）或“股东模式”（shareholder model，虽然实际操作中往往较为复杂，但企业的所有决策权至少在理论上都归股东）同样的经营效率，尤其是，利益相关者模式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企业市场价值被低估，但其社会价值却未必。有关资本主义不同形态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苏联解体而爆发，[注释]其激烈程度后来有所降低，部分原因无疑是德国的经济模式在统一后的数年看似失去了活力，甚至在1998~2002年，德国经常被视为欧洲的“病人”。可是鉴于德国经济在上轮全球金融危机（2007~2012年）中表现得相对稳健，上述争论在数年内卷土重来也并非不可能。[注释]

对长期资本/收入比的演进及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关系有了初步了解后，我必须回到和大事年表有关的议题上来，尤其是应该弄清楚资本/收入比在20世纪先大幅下滑而后再显著回升的原因。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现象影响到了所有的欧洲国家。现有的各种资料都表明英国、法国及德国（这三个国家加起来在1910年和2010年都占西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3以上，超过整个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发生的变化代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趋势：虽然各国之间存在有趣的差异，但总体的趋势是相同的。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资本/收入比自1970年之后快速提升，比英法两国更快，现有的历史数据显示其资本总量在20世纪末期已相当于6~7年的国民收入。比利时、荷兰及奥地利等国的现有估计数据也表现出了相似的趋势。[注释]

接下来，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收入比在1914~1945年的下跌只能很有限地归结为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资本的毁灭，包括建筑物、工厂和基础设施等。在英国、法国和德国，1913年国民资本约为6.5~7年的国民收入，到1950年下跌至大约2.5年，降幅超过4年的国民收入（见图4.4和图4.5）。这期间物质资本当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在“一战”时期的法国（处于战争前线的东北部省份损失惨重）以及“二战”时期被1944~1945年的大规模轰炸打击的法国和德国（虽然作战时间短于“一战”，但破坏技术已更为强大）。总体来说，法国大约有价值相当于1年国民收入的资本被摧毁，相当于资本/收入比降幅的1/5~1/4，德国被摧毁的资本约为国民收入的1.5倍，相当于整体降幅的1/3。尽管这些损失很惊人，却只占整体降幅的一小部分，而这两个国家是受战争打击最直接的。在英国，资本的物质毁灭程度要小得多，“一战”时期几乎没有损失，“二战”时期也只是由于德国的轰炸损失了不足国民收入10%的资本。可英国的国民资本的降幅却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倍（或者说是物质资本损失的40多倍），与法国和德国不相上下。

图4.5 1870~2010年欧洲的国民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冲击对资本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战争本身。除物质上的毁灭外，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这两个因素加上物质破坏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2/3~3/4），另一方面则是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这个因素可以解释整个降幅的1/4~1/3）。

前文已经提到过国外资产损失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英国而言，其净国外资本从“一战”前夕2年国民收入减少到20世纪50年代出现少量负资产。因此，英国在国际投资方面的损失比法国和德国受战争破坏的国内资本的程度还大得多，尽管英国本土遭受的战争破坏较少，其总体的资本损失依然巨大。

国外资本大幅减少，部分原因来自革命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影响。例如，许多法国储蓄者认购了对俄国的贷款，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7年将债务废除。又如，埃及纳赛尔政府在1956年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那些自1869年以来持有该运河股票并持续享受分红和各项权利的英法投资者带来沉重打击。不过，更为主要的原因却在于欧洲各国的储蓄率在1914~1945年降至极低水平，从而迫使英法两国（德国情况稍好一些）的储蓄者逐步出售其国外资产。由于缓慢的经济增长和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1914~1945年这段时期对所有欧洲人来说都很黑暗，尤以富裕人群为甚，他们的收入与“一战”前的“美好年代”相比严重缩水。私人储蓄率因此变得很低（特别是扣除在战争中被破坏的资产的修复与重建费用后），有些人为维持生活水平不得不逐步出售部分资产。还有，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爆发后，许多股票和债券持有人随着众多企业的破产而血本无归。

此外，有限的私人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巨大的公共财政赤字吞没，这在战争时期尤为普遍。1914~1945年，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民储蓄（包括私人储蓄与公共储蓄之和）降到极低水平。储蓄者的钱大量贷给政府，某些时候还出售了外国资产，最后却被通货膨胀剥夺，上述过程在法国和德国很快完成，在英国则较为缓慢，给人的错觉是英国在1950年私人财富的境遇似乎比欧洲大陆国家好得多。但事实上，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国民财富受到了同样严重的冲击（见图4.4和图4.5）。某些时候，政府也直接从海外借钱，导致美国从“一战”前夕的债务国变成20世纪50年代的债权国。但总而言之，英法两国的国民财富受到的影响是一致的。[注释]

最终，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的下降是欧洲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特别是欧洲资本家的安乐死。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二战”后的低资本/收入比在某些方面的积极意义—削减资产的市场价值及其所有者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蓄意并有效的）—那么对这段政治、军事和财政史的叙述将并不完整。具体来说，房地产价值和股票价值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对于商品和服务价格降至历史低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资本/收入比走低。请记住，所有形式的资本都是以某个时点的市场价值来评估，这虽然可能带有某些武断的成分（因为市场总是处在风云变幻中），却是我们测算国民资本存量的唯一办法，否则怎么可能把以公顷计算的农地、以平方米计算的房产和以个数计算的高炉加总起来呢？

“二战”之后，住宅价格处于历史低谷，主要是由于租金管制政策，而这种政策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采用，例如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及20世纪40年代。租金的涨幅小于其他商品和服务，住宅对租客来说变得便宜了，而房主从财产中的收益减少，因此房地产价格下跌。类似的是，企业的价值（也就是上市公司与合伙制企业股份的价值）在20世纪50~60年代也降至较低水平。股票市场的信心被“大萧条”以及战后的国有化运动严重动摇，而且各国还制定了关于金融监管及针对股利和利润征税的新政策，这些都导致股东的权利及其所持股份价值的缩水。

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详细数据表明，“二战”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低迷是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下降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但依然只能解释降幅的一小部分，在不同国家约为1/4~1/3。而总量方面的影响，包括国民储蓄率降低、外国资产流失以及战争破坏等，则可以解释降幅的2/3~3/4。[注释]本书下一章将会指出，与之类似的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的强劲反弹，是资本/收入比回升的重要原因，但依然不及总量效应（这次是由于增长率的结构性下降）的影响大。

美国的资本：比欧洲更为稳定

在详细考察20世纪下半叶资本/收入比的回升并分析其在21世纪的前景之前，让我们走出欧洲的框架，看看资本在美国的历史形态和相对水平。

有几个事实很清楚。首先，作为新大陆，资本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旧大陆（也就是欧洲国家）。具体来讲，根据我所收集和对比的当时若干估测数据，美国在取得独立前后（大约1770~1810年）的国民资本仅为3年的国民收入。农地的价值约为1~1.5年的国民收入（见图4.6）。尽管有不确定因素，但北美殖民地的资本/收入比显著低于英法两国是毫无疑问的，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资本约为7年的国民收入，其中农地约为4年的国民收入（见图3.1和图3.2）。

图4.6  1770~2010 年美国的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关键的一点在于，与古老的欧洲相比，北美洲的人均土地面积显然要大得多。从数量上看，美国的人均资本数量要比欧洲高。其实，也正是因为土地如此之多，才导致其市场价值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很多土地，因此土地值不了太高的价钱。或者说，价格效应比与之作用相反的数量效应更强：当某种类型的资本的数量超过了某个临界值后，其价格不可避免地跌至极低的水平，致使上述资本的价格与数量之乘积（即资本的总价值）反而低于资本数量较低时的总价值。

新大陆与欧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土地价格的巨大差距，从现存的所有关于土地买卖和继承的资料中（例如遗嘱和证明）都可以得到证实。

此外，其他类型的资本（如住宅和其他国内资本）在殖民地时期及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及欧洲国家。这背后的原因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移民，他们跨越大西洋时并没有随身带来自己的房屋、工具或机械等资产，所以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起相当于数年国民收入的房地产和产业资本。

毫无疑问，与欧洲相比，美国的低资本/收入比同时反映着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根本差异。美国的财富总量仅相当于3年的国民收入，而欧洲国家则超过7年的国民收入，非常直观地显示出地主和累积财富的影响力在新大陆较为孱弱。通过几年的努力，新来的移民就可以缩小同更为富裕的先来者之间的差距，至少，缩小财富差距的速度可能比欧洲快得多。

托克维尔在1840年很准确地指出：“（美国）巨富的人数较少，资本仍然较为稀缺。”他认为这是民主精神在那里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补充说，其观察表明这些都是农地价格低廉带来的结果：“美国的土地并不值钱，任何人都能轻易成为地主。”[注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杰斐逊所推崇的自由平等的理想小农社会成为了现实。

上述情景将在19世纪发生改变。同欧洲一样，农业在产值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农地的价值也在下跌。但是美国同时积累了大量的房地产和工业资本，使其国民资本到1910年已接近5年的国民收入，而1810年还只相当于3年的国民收入。尽管与旧时欧洲的差距依旧存在，但相差幅度已经在一个世纪中缩小了一半（见图4.6）。美国变得更加资本主义，不过财富的影响力依然不如“美好年代”的欧洲，至少对美国全境来说是如此。假如把关注点局限于美国东海岸，则与欧洲的差距会更小。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描述了1912年时的社会阶层结构，把富裕的美国人表现得与欧洲富人一样自大和傲慢，例如，令人讨厌的霍克利想带年轻的罗丝到费城去结婚，结果罗丝拒绝被当成资产，最终成为罗丝·道森。于1880~1910年流行于波士顿和纽约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也显示出房地产、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与欧洲小说不相上下。这些都表明，独立战争时期那片还缺乏资本的美国土地已经被时间改变。

20世纪的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远逊于欧洲国家，因此其资本/收入比也显得稳定得多，在1910~2010年，大致为4~5年国民收入（见图4.6），而欧洲国家则从超过7年的国民收入下跌至不足3年的国民收入，然后又反弹到5~6年的国民收入（见图3.1和图3.2）。

的确，美国的财富也受到了1914~1945年危机的冲击。其公共债务由于战争开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迅速增长，在经济动荡时期影响到了国民储蓄率：20世纪20年代的狂热紧接着30年代的“大萧条”。甚至卡梅隆也在《泰坦尼克号》片尾告诉我们，可恶的霍克利在1929年10月死于自杀。此外，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采取了旨在削弱私人资本影响力的政策，如租金管制。在“二战”后，房地产与股票价格也跌至历史低谷。在累进税制方面，美国比欧洲走得更远—或许也表明其目标主要是缩小收入差距，而非根除私有制。美国没有开展宏大的国有化运动，但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最终在20世纪50~60年代使公共债务降至较低水平，美国由此在1970年积累了一定的净公共财富（见图4.7）。最后，美国的私人财富则从1930年约为5年的国民收入减少到1970年的不足3.5年的国民收入，降幅不容忽视（见图4.8）。

图4.7 1770~2010年美国的公共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见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但无论如何，20世纪资本/收入比的U形曲线在美国的振幅比欧洲小。以国民收入或产出的倍数计算，美国的资本总量从20世纪初期之后似乎保持了真正的稳定，以至于在美国的（例如保罗·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里，稳定的资本/收入比或资本/产出比有时甚至被视为普遍规律。相反，欧洲与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的联系在刚过去的20世纪却是出名的混乱。在“美好年代”，资本称王。在“二战”后的岁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几乎被摧毁。到21世纪初期，欧洲又似乎回到新的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先锋位置，私人财富水平再次超过美国。这完全可以由欧洲相对于美国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以及更为突出的低人口增长率来解释，它们会很自然地导致过去积累的财富影响力的增加，本书第五章将对此进行更多阐述。总而言之，关键的事实在于美国在20世纪的资本/收入比相对于欧洲国家稳定得多，这或许是美国人比欧洲人对于资本主义更亲近的原因。

图4.8 1770~2010年美国的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见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新大陆与国外资本

资本在美国和欧洲历史中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国外资本在美国从来都没有扮演过相对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作为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美国自身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殖民大国。

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净国外资本头寸略有赤字，美国人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资产少于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资产。当然这个缺口很小，最多占美国国民收入的10%~20%，在1770~1920年间通常低于10%。

例如在“一战”前夕，美国的国内资本（包括农地、住宅和其他国内资本）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倍。其中，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资产（扣除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外资产后）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0%。因此，美国的国民资本（或净国民财富）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490%。换句话说，美国国民资本的98%由本国人持有，2%由外国人持有。国外资产净头寸大致平衡，尤其是相对于欧洲人持有的巨额国外资产而言，例如，法国和英国当时持有的国外资产相当于其1~2年的国民收入，德国也达到了50%。由于美国在19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西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略多，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在1913年持有的国外资产中只有一小部分（不超过5%）在美国。总之，1913年的世界局势大致是欧洲人持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资产，而美国的资产归本国人所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净国外资产状况发生了逆转：在1913年是负值，到20世纪20年代变为略有盈余，此后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为交战国提供资金，从欧洲国家的债务人变成了其债权人。但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净国外资产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仅为国民收入的10%（见图4.6）。

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持有的净国外资本还相当少，只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而国内资本则接近400%，是净国外资本的80多倍。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达到了当时看来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在欧洲国家，习惯了掌控世界的欧洲人很恼火地发现，自己国家的重建还要部分依靠山姆大叔和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事实上，尽管欧洲国家遭受重创，但美国在欧洲的投资与数十年前殖民帝国在全球拥有的资产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另外，美国对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投资被外国（主要是英国）对美国持续而强劲的投资抵消。在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剧《广告狂人》中，纽约的广告商斯特林·库珀公司被声誉卓著的英国股东买下，这当然给麦迪逊大道广告业的小圈子带来了文化冲击，外国人到那里当老板从来就不是件轻松的事。

美国的净国外资本头寸在20世纪80年代转为略有赤字，在1990~2000年赤字继续增加，这是贸易赤字不断累积的结果。然而，美国对外投资的回报要远高于它所支付的外债本息—这是美元的国际信用带来的特权。海外投资的高回报阻止了美国净国外资本头寸的恶化，从1990年约为国民收入的10%仅增长到21世纪头几年的略高于20%。总体来说，目前的状态与“一战”前夕非常类似。美国的国内资本约为4.5年的国民收入，其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资产（减去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国外资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0%，因此美国的净国民财富大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30%。也可以说，美国超过95%的资产由本国人持有，由外国人掌控的不足5%。

总而言之，美国的净国外资产头寸有时略微为负，有时略微为正，可是与美国国民拥有的资本总量相比，始终处于不那么重要的位置，其比重从未超过5%，大多数情况下不足2%。

加拿大：长期由王室拥有

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资本在加拿大有着非常不同的发展轨迹，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有相当一部分本国资本是被外国投资人（主要是英国人）持有，特别是集中在自然资源部门，如铜矿、锌矿、铝矿以及油气资源等。到1910年，加拿大的本国资本大约相当于5.3年的国民收入，其中，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资产（减去加拿大投资者持有的国外资产后）约为1.2年的国民收入，占总数的1/5~1/4，该国的净国民财富则相当于约4.1年的国民收入（见图4.9）。[注释]

图4.9 1860~2010年加拿大的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由于欧洲国家被迫出售大量国外资产，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情形。但上述过程需要时间，1950~1990年，加拿大的净外国债务依然相当于国内资本的10%左右。公共债务在这段时期内一直增加，直到1990年后才有所削减。[注释]今天加拿大的情形与美国非常相似，国内资本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1倍左右，其中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资产（减去加拿大投资者拥有的国外资产）不到国民收入的10%。可以说，加拿大有超过98%是归加拿大人所有，外国人拥有的部分不足2%。（当然，以这种视角来考量净国外资本会掩饰国家之间的财富所有权交叉程度，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美国和加拿大的对比很有趣，因为我们很难找到纯粹的经济因素来解释这两个北美洲国家的发展轨迹为什么差异那么大。政治因素显然扮演了核心角色。虽然美国对外投资的态度历来很开放，但也很难想象19世纪的美国人会容忍1/4的国民资产被之前的殖民者持有。[注释]这种担忧对加拿大而言却并不严重，因为它依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很大一部分加拿大资产由英国人持有，跟苏格兰或苏塞克斯的许多土地和工厂由伦敦人持有其实没有多大区别。类似的是，加拿大的净国外资产头寸在那么长时间里处于负值，与没有发生过政治突变有关，加拿大以渐进的方式逐步从英国的统治下取得独立，但国家元首依然是英国国王。而世界其他国家在取得独立时经常伴随而来的财产剥夺，尤其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转移，并没有在加拿大出现过。

新大陆与旧世界：奴隶制的重要性

在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形态变迁历程进行总结之前，我还必须对奴隶制以及奴隶在美国财富积累中的作用进行一番考察。

托马斯·杰斐逊所拥有的财富不只是土地，他还拥有600多名奴隶，大部分继承自其父亲和岳父。他对于奴隶制的政治态度一直都含糊不清。杰斐逊所推崇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小农场主理想共和国并不包括有色人种。他的故乡弗吉尼亚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强迫这些人劳动。在1801年由于南方各州的选民拥戴而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却签署法律，禁止在1808年后向美国输入新的奴隶。但这并未阻止奴隶人数的迅速增长（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比购买新的奴隶其实还更廉价），从1770年的约40万人到180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至约100万人。1860年人口普查时奴隶人数又增长至1800年的4倍以上，超过400万，或者说，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奴隶人数增加了10倍。当南北战争在1861年爆发时，奴隶经济仍在快速增长，直至1865年废除奴隶制。

1800年，美国近500万总人口中约有20%是奴隶，约100万人。几乎所有奴隶都集中在南方各州[注释]，所占的人口比例达到40%。南方的总人口约为250万，其中白人约为150万，奴隶为100万。并非所有白人都是奴隶主，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的奴隶人数像杰斐逊的那样多，奴隶社会是财富集中度最高的社会之一。

到1860年，由于北部和西部各州人口的快速增长，奴隶在美国全部人口中的比重已降至约15%，在3 000万总人口中约有400万奴隶。不过南方各州的奴隶人口比重依旧维持在40%，总人口为1 000万，其中奴隶和白人的数量分别为400万和600万。

我们可以从各种历史资料中了解到1770~1865年美国的奴隶价格，其中包括艾丽丝·汉森·琼斯收集的遗嘱记录，雷蒙德·戈德史密斯采用的税收和人口统计数据，以及主要由罗布特·福格尔收集的奴隶市场交易数据等。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对比，可以发现它们的一致程度很高，我将估算结果编辑在图4.10和图4.11中。

我们的一个发现是，奴隶的总市场价值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上半叶相当于美国1.5年的国民收入，几乎与农地的总价值相同。如果把奴隶也纳入其他类型的财富之中，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财富总量从殖民地时期至今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约为4.5年的国民收入（见图4.10）。用这种方式把奴隶的价值加入资本总量当中，显然会遇到多方的质疑。把某些人当成财产，而非拥有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的个人，自然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烙印。[注释]但这样的分析毕竟能让我们了解奴隶资产对于奴隶主的重要性。

图4.10  美国的资本与奴隶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图4.11 1770~1810年世界和新大陆的资本状况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当把美国的南方和北方各州分开，将两个地区在1770~1810年的资本结构（包括奴隶在内）同英法两国的同一时期进行对比将更加清晰（见图4.11）。在美国南方，奴隶的总价值约为2.5~3年的国民收入，因此农地加上奴隶的总价值超过4年的国民收入。总体而言，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旧欧洲的地主，他们的土地并不十分值钱，但由于他们很明智地不仅拥有土地，还控制了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总资本价值更高。

如果把奴隶的市场价值加入其他所有类型的资本，则南方各州的资本价值总量将超过6年的国民收入，同英法两国资本总量的相对规模接近。相反，在几乎没有奴隶的北方各州，总财富水平要低得多，仅为北方各州3年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南方各州或欧洲的一半。

显然，南北战争前，美国远不是上文讨论的缺乏资本的国家。新大陆实际上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在北方是相对平均化的社会，资本确实不占优势，土地极其丰富，任何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当上地主，同时新来的移民还需要时间积累财富。但南方却是个采取了最极端和暴力形式的所有权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一半人是另一半人的财产，奴隶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和压倒了土地资本。

社会不平等领域的这种复杂和矛盾的关系，直到今天对美国依然有影响：一方面，这是个信奉平等的国家，是千百万出身低微的移民的希望之地；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极端野蛮的不平等的国家，尤其是涉及种族时，其影响仍随处可见。美国南方的黑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没有公民权，并受到法定的歧视制度约束，在某些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南非维持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很多共同点。这些背景无疑是美国福利制度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者说欠发达）现状的根源。

奴隶资本与人力资本

我并没有尝试估算其他奴隶社会中奴隶资本的价值。在大英帝国所辖范围内，奴隶制于1833~1838年废除。在法兰西帝国，则是分两个阶段废除，最早是在1792年废除，拿破仑又于1803年恢复，后来在1848年被彻底废除。在上述两个帝国，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都有一部分外国资本投入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让我们联想到《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托马斯爵士）或者印度洋群岛上的奴隶制庄园（如波旁岛和法兰西岛，在法国大革命后成为法属留尼汪岛和毛里求斯）。这些种植园的资产中有一部分是奴隶，但我没有将其单独计算。鉴于英法两国在19世纪初期的国外总资产并未超过其国民收入的10%，奴隶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显然要比美国小得多。[注释]

相比之下，在奴隶人口比重较大的一些社会中，其市场价值可以很容易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在1770~1810年的情况，更高于其他各种财富形式的总和。假设有这样一种极端情况，极少数人拥有其他所有人口。为讨论方便，我们假设来自劳动的收入（指奴隶的劳动给奴隶主带来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60%，来自资本的收入（指土地收入或其他资本产生的租金、利润等）占国民收入的40%，所有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为每年5%。

那么根据定义，国民资本（不包括奴隶）的总价值等于8年的国民收入。这是本书第一章介绍的资本主义第一基本定律（β=a/r）。

在一个奴隶社会里，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定律同样适用于奴隶资本：如果奴隶的产值相当于国民收入的60%，所有资本形式的收益率为每年5%，则全部奴隶的市场价值相当于12年的国民收入，或者说相当于非人力资本的1.5倍，因为奴隶的产值也相当于非人力资本的1.5倍。如果将奴隶的价值纳入资本总量，其结果自然是20年的国民收入，因为每年的收入或产值都是按照5%的收益率进行资本化测算的。

就美国在1770~1810年的情况而言，奴隶资本的价值相当于1.5年的国民收入（而非上面例子中的12年），部分原因在于奴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0%（而非上文假设的100%），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奴隶的平均生产率略低于自由劳动力的平均生产率，奴隶资本的收益率普遍接近7%~8%甚至更高，而非5%，导致其资本化程度较低。实际上，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奴隶的市场价格通常等于自由劳动者年工资的10~12倍，而不是5%的收益率和生产率所对应的20倍。在1860年，黄金工作年龄段的男性奴隶的平均价格约为2 000美元，而自由农场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为200美元。[注释]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根据不同的特征和奴隶主的评价有很大差异，例如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所描绘的，富有的种植园主对漂亮的布隆希达报出的卖价只有700美元，而对他的最能打仗的奴隶却要价12 000美元。

归根到底，这种计算很明显只有在奴隶社会才有意义，人力资本在市场上出售是永久性的和不可反悔的。某些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近期的“国家财富”（wealth of nations）系列报告的作者在内，曾利用劳动收入资本化的办法来计算“人力资本”的总价值，年收益率采取的是较为主观的标准（4%~5%）。这些报告得出的令人吃惊的结论是，人力资本已经是21世纪多姿多彩世界中的主要资本形式。在现实中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能在18世纪同样成立。因为无论何时总有超过一半的国民收入是归劳动者得到，而我们在对劳动收入进行资本化计算时采取的是与资本收益相同或接近的收益率，因此从定义中就能知道，人力资本的价值肯定高于其他资本形式之和。对此根本没有必要惊讶，甚至也无须借助资本化的理论假设来得到这个结论，光比较一下流量就很清楚了。[注释]然而，测算人力资本存量的货币价值，只有在你可以完全占有其他人的社会中才真正有意义，而那样的社会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