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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试金石：白宫访客记录

你的所作所为和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同等重要。我请你追求一种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舒适生活；我请你捍卫我们必要的改革，使它免于失败；我请你从帮助你的邻居开始，服务这个国家。我请你做一个公民：一个公民——而不是旁观者，一个公民——而不是臣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建设我们服务型的社区和具有品质的国家。

——乔治·布什，第43任美国总统，2001年1月20日就职演讲

作为开放政府的主要举措，Data.gov这艘旗舰启航之后，公共数据的无偿共享将数据开放的概念诠释得淋漓尽致，新闻舆论也给予了空前一致的好评。2009年，Data.gov的每一步推进，都获得了阵阵掌声。在一片赞誉和肯定声中，奥巴马要建立前所未有开放政府的雄心，似乎就要实现了。

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奥巴马自己却遭遇了一个直接来自民间草根组织的挑战。这个挑战，使他开放政府的雄心和诚意，受到了质疑。

故事缘于他主政之后面临的第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医疗体制改革。

总统在见谁：大医改中的“小”插曲

当我们放弃我们一直为之战斗的理念而妥协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我。在最困难之际，而不是最容易的时候，我们能坚守并高举这些理念，才能真正荣耀我们所推崇的东西。

——奥巴马，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2009年12月10日

医疗体制改革，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是美国政治版图中一个争议的焦点。

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美国医疗系统的总体规模及人均开支都位居第一。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全美的医疗支出占全国GDP的16％，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同时，全美人均医疗开支8000多美元，比平均工资的1/4还多，远远高出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应比例。

但令人遗憾的是，花钱多仅仅意味着“贵”，并不等于“好”，更不代表“对”。几十年以来，医疗体制一直都是美国人屁股上的痛（Pain in Ass）。

原因在于，和其他国家相比，尽管美国在医疗领域的投入最大，但美国却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当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其医保覆盖率只有85％。全美约有4600万人生活在没有医疗保险的阴影之下。

没保险的人怨声载道可以理解，但拥有保险的人也不满意，因为金山银山并没有“堆”出质量的高山。200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排名榜上，美国医疗系统居全世界昂贵之首，但其绩效却只排全世界第36名，美国人的总体健康水平在全世界191个国家当中只居第72位。一些关键的医疗指标，如人均寿命，美国居全球第50位，又如婴儿死亡率，美国居全球第46位，都大大落后其他发达国家，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医疗，是基本的民生问题。可以想象，全民医保、医疗服务的质量，这两个问题也就一直都是美国立法者、执政者、朝野上下经年累月的热点话题。

其中，全民医保，又是其“结”中“结”。

作为平民政党，美国的民主党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全民医保，有很多位民主党总统，例如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克林顿，都曾经扛起过全民医保改革的大旗，并为此殚精竭虑，但最终都在国会功败垂成。半个多世纪以来，全民医保始终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缺乏厚实的民意基础。美国人的传统，还是推崇“自助”，相信“自助是最好的帮助”，而不是“他人的帮助”、“政府的帮助”或“上天的帮助”。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他是一位发明家、文学家、政治家，平生拥有头衔无数，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完美的人”，他曾经对这个问题专门发表过见解：

“我认为帮助穷人最好的方法，不是给予金钱实物减轻他们的贫困，而是引导鼓励他们脱离贫穷。年轻的时候我在很多地方游历，在不同的国家我都观察到：政府为穷人提供的更多，他们自己努力的就更少，自己不努力，自然更加贫穷。相反，政府为他们提供的越少，他们就为自己做得越多，他们也就变得更富有。”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人民负起太多责任的时候，人民就会失去“自助”的动力，不再对自己负责，社会的发展就可能会因此减速甚至停滞。

上百年来，富兰克林“自助自立”的观点，获得了多数美国人的认可，成为美国社会反对全民医保、反对建设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全民医保通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美国人认为行政权力不仅低效，而且很容易被滥用，因此从来就不信任政府。怀疑政府、限制政府，是美国人面对政府权力扩张的一种自然反应。全民医保，意味着政府要对医疗产业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和包揽，这当然需要警惕。

全民医保的争论，也起源于《信息自由法》之争的摩斯时代。

和《信息自由法》过不去的约翰逊总统，却是全民医保的热心推进者，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1965年7月4日，他在家中黯然签署了《信息自由法》，但没过几天，他就在白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在一片掌声中签署了《医疗保障法》（Medicare and Medicaid）。这个法案规定，由政府主导，为65岁以上的老人、残障人士和贫困人口提供医疗保险。这为美国的全民医保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医疗保障法》的立法史，甚至比《信息自由法》更难产，命运也更加多舛。

把全民医保正式提上立法议程的是第34任总统杜鲁门。

和摩斯一样，杜鲁门也是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民主党人。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小生意，参加民主党之后，通过竞选担任了一个县的法官，后来又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944年，他成为罗斯福竞选总统的搭档。次年，罗斯福在任内病逝，他由副总统接任总统，随后在任内大力推行“公平良政”（Fair Deal），全民医保就是其主要政纲之一。

也正是杜鲁门，在他的任内大兴冷战思维，在联邦政府解雇了2000多名同情共产主义的公务员，这成为摩斯提出《信息自由法》的直接诱因。1953年，摩斯提出《信息自由法》的时候，共和党正控制着国会，摩斯寸步难行。由于同样的党派之争，杜鲁门提出的“公平良政”计划也大多流产。

杜鲁门折戟之后，民主党的肯尼迪在举国欢呼中走进了白宫。他也反对《信息自由法》，支持全民医保。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颇能审时度势，他发现“全民医保”的目标并没有代表“全民民意”，就把受益人口缩小到老、弱、残等特定的人口群。肯尼迪虽然魅力四射、人气极高，但这个修改过的法案，在国会还是没有通过。

1963年，约翰逊上台，他提出了“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施政纲领，在民间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但他在全民医保方面的突破，与其说是“人力”，不如归为天时。因为这时候参加过二战的退伍老兵，开始步入中老年，医保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美国，退伍军人是个极有分量的院外游说群体，有形容说：“退伍军人跺跺脚，国会山上抖三抖”。

约翰逊得到了退伍军人的支持，在他们的力挺之下，《医疗保障法》终于在1965年7月得以通过。

这时候的杜鲁门，已经是83岁的耄耋老人。

1965年7月，约翰逊总统举行隆重的仪式，签署了《医疗保障法》。为了纪念前总统杜鲁门对全民医保的开山之功，约翰逊在签署法案的同时，把第一张老人医疗保险卡授予了杜鲁门夫妇（图右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我们放大历史上的种种细节，把很多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发现：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相当的错综曲折。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根本没有谁总是“伟大、光荣、正确”。历届美国总统，既是能干人，更是普通人，他们在以一己之力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同时，无法面面俱到，甚至犯下了不少错误。但因为存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制衡制度，这些错误，可以被纠正，也往往成为另外一些人建功立业的契机。美国的这些历史也证明，圣人治国是一个无法企及的良好愿望，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一个无稽之谈。

2009年，这个契机又临到了奥巴马。作为民主党人，奥巴马坚定地接过了“全民医保”这个火炬，从竞选总统开始，他就将扩大全民医保的受益范围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9年3月，他一上任，就在白宫召开了医疗改革专项会议，重新拉开了这场改革的序幕。其后整整一年，为了推动这次改革的成功，他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使出了浑身解数。

奥巴马最初的计划是加大国家的财政投入，通过建立公营性质的医疗保险，扩大医保的覆盖面。但如何加大财政投入呢？他提出要对富人增税。这个方案几乎受到了共和党全党的反对，而且，由于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也对此忐忑不安。

开局受挫之后，奥巴马没有轻言放弃。他深知其中的困难，也明白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意。从上任的第一周起，他坚持每天晚上都阅读10封普通公民的来信。这些信件当中，有不少声泪倶下地倾诉失业、生病、由于缺乏医疗保险带来的种种不幸。在医疗改革法案的演讲和辩论当中，奥巴马常常引用甚至背诵这些来信的内容，来支持他的政策和观点。

奥巴马多次引用过2010年1月8日密歇根州居民克莱因（Jennifer Cline）的来信。她在信中陈述了夫妻双双失业之后、发现自己身患癌症的痛苦和无助。奥巴马给她回信说：

克莱因向记者展示奥巴马的来信。由于这封信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特殊地位，次年，她成功拍卖了这封信，用所得的7000美元偿还她的医疗欠款。（图片来源：网络）

“詹妮弗，谢谢你这封亲切和令人激励的来信。我知道时下生活艰辛，但是了解到你和你丈夫这样的人和事，给了我信心，我相信情况会不断好转！”

除了回信，奥巴马还在全国范围内争取普通人的支持。11岁的小男孩欧文斯（Marcelas Owens）是西雅图的一位中学生；2006年，他的母亲在失业之后，因为没有医疗保险、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病故。欧文斯多次应邀来到白宫，在全国的新闻镜头前讲述他的亲身经历，他的话——“我不希望有任何孩子再经历我们家所遭受的痛苦”，打动了无数的美国大众。

2010年3月21日，听到医保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消息，奥巴马和11岁的男孩欧文斯击掌庆祝。（图片来源：seattlepi.com，JEWEL SAMAD/AFP/Getty Images）

2010年3月21日，美国众议院终于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医保法案，这是一项历史性的突破，美国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将从85％上升到95％，距离全民医保只有一步之遥！

但这个法案，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

奥巴马放弃了对富人增税的计划。最终的方案加强了对保险行业的管制，规定不容许保险公司因为受保人的病史、年龄等原因拒保或擅自增加保费。也就是说，负担的一部分转移到了保险公司。

这个重要的转变，发生在2009年5月。当时，美国的参众两院正在对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展开激烈的辩论，民间的各种情绪非常高涨，反对的声音也愈发响亮。可以想象，当改革和争议的焦点转移到医疗保险界之后，为了自保，医疗保险行业对国会和白宫展开了密集的公关和游说。

一时间，全国的民众、媒体和各类公益组织都将关注的焦点集聚在保险行业的大公司、国会议员和奥巴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上。

“华盛顿责任道德公民中心”（CREW）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公益组织。它致力于通过法律行动监督政府官员，防止公职人员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

CREW的创始人是一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法律女博士：梅拉尼·斯隆（Melanie Sloan）。她曾经担任联邦政府华盛顿地区的助理检察官。2003年，她辞去公职，创办了CREW。其后一年半，整个组织只有她一个人孤军奋战。经过6年的打拼，2009年，CREW已经拥有了一支17个人的工作团队。

作为一个公益监督组织，CREW每年都组织评选首都地区最腐败的官员，并发布《最“腐败”报告》（CREW's Most Corrupt）。2006年，由于这份报告的揭露，资深众议员迪莱（Tom DeLay）被拉下马来，因选举洗钱罪获刑3年。

当政策争议的焦点转移到保险行业的时候，斯隆提出，奥巴马应该自证清白，公布自己在上任之后，与医疗保险行业的董事长、经理人以及相关说客在白宫的会面次数、时间长短和会议议题等记录。

斯隆说，人民有权知道，奥巴马在和谁见面、谁在访问总统？

这个17人的小团队，在全国的激辩和喧嚣中，发出了自己的强音：

人民有权知道——谁在访问白宫？谁在影响政策的制定？

在跌宕起伏的医疗体制改革当中，CREW的质询，只能算个小小的插曲。但这个质询，直接指向奥巴马。作为总统，奥巴马虽然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对这个声音，他无法忽视。因为它有理有据，这样的声音，在一个民主社会，如果不正面回应，就会被新闻界不断放大，形成一股排山倒海的舆论压力。

全体美国人的房子：白宫

我从未忘记，我住在一幢属于全体美国人的房子里，他们将信任给予了我。我告诫自己，始终要记得，他们最深层次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问题。我常常倾听各种各样人的观点。他们当中，有这个国家产业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也有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但最多的，还是一些并非身居高位的普通公民。

——富兰克林·罗斯福，第32任美国总统，1938年4月14日

白宫，位于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西北大道1600号，是美国总统居住和办公的地点。白宫始建于美国的第一位总统华盛顿，但由于工期过长，他任内无福消受。等到1800年，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才正式搬进白宫。

从此，美国各任总统及其家人都在这里办公、居住。

白宫最初只是被笼统地称为总统官邸。1901年，因为其白色的外表，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将其形象地称为“White House”，此后一直沿用。“White House”如果直译，是“白色的房子”，而不是“白色的宫殿”（White Palace），把“房子”硬生生地译成“宫”，大概是中国人的皇权意识在作祟。

罗斯福之后，“白房子”就慢慢演变为美国最高决策机构的代名词。

“白房子”其实并不大，包括地下室、洗手间，才上下6层、167个房间。其产权全部属于国家，这也是美国仅有的一座由纳税人支付的个人住宅。所以准确地说，全体美国人都是美国第一家庭的房东。也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历届总统都主动将白房子称为“人民的房子”（People's House）。

白宫外观，可能还不如很多中国的市政府气派。（图片来源：网络）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为了增强美国人民的信心，民意大师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利用刚刚兴起的广播技术，和美国人民在电台上展开了著名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1938年4月14日晚，他就说

道：“我从未忘记，我住在一幢属于全体美国人的房子里，他们将信任给予了我”。

2008年8月2日，奥巴马在竞选中接受全国城市联盟（NUL）的采访时，也亲口说过：如果当选，“白房子”将是人民的房子，欢迎大家来参观访问。

正因为产权的所有人、房子的使用人都认为这是“人民的房子”，白宫有非常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自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起，白宫就对外开放，公民可以在不影响总统办公的前提下参观白宫。杰斐逊本人甚至会时不时走出办公室，和参观的游人握手寒暄、喝茶聊天。当然，当时的华盛顿，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并不是每天都有人来探访总统。现在的白宫，已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还是有新年、国庆开放日，并且部分区域在规定时间内也向游客开放，但要见一面美国总统，需要通过层层的申请和检查，绝非易事。

白宫的安保和门卫由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特勤局（USSS）负责，所有人员进出白宫，无论公务还是私事，都要由特勤局录入一个专门的数据库，该数据记录被称为“白宫访客记录”（Visitor Log）。

白宫的布局和设计是公开的，美国有不少网站提供互动的白宫结构演示图：

白宫1楼西翼的房间布局。白宫共有167个房间（其中有35个是洗手间）、3座电梯。白宫中间部分为住宅区，椭圆形办公室位于白宫1楼西翼。（图片来源：MSN网站白宫内部结构互动程序截图）

2012年4月，白宫和谷歌合作，将内部房间的实景进行360度立体拍摄，并放置在网上。（图为谷歌地图网站上白宫内部的截图）

早在布什时代，华盛顿责任道德公民中心（CREW ）就曾经因为“白宫访客记录”，与总统布什结下了“梁子”。

2006年，CREW曾经根据《信息自由法》，要求特勤局公开布什总统和几位宗教领袖会面的数据记录，但遭到布什政府的拒绝。布什认为，这是总统记录，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行政记录，总统见什么人、谈什么话、谈了多久，都不在《信息自由法》的监督管辖范围之内。

CREW随即将特勤局告上了联邦法院。

2007年12月，联邦地方法院宣判，认定“白宫访客记录”属于《信息自由法》规定的行政信息，白宫必须公开。

布什不服，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了上诉。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时候，该上诉案还在审理当中。

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其实也采取了不少亲民措施。和布什相比，他确实加大了白宫的开放力度，他在上任第一天就开放了白宫，接见了上百名来白宫参观的普通公民。这在近年来并不多见，前一次是1993年，克林顿上任的第一天，曾用抽奖的形式邀请了2000名普通公民访问白宫。

2009年5月8日，奥巴马邀请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访问白宫。其中一位小男孩非常好奇奥巴马的头发是不是和他的一样，奥巴马弯腰低头让他抚摸。（摄影: Pete Souza）

2009年4月，奥巴马上任不久，CREW又依据《信息自由法》向奥巴马政府提交了一则信息公开的要求，要求公开两名“煤老板”访问白宫的记录。这时候的白宫，虽然换了主人，但巡回法院的上诉还没有结果，因此仍然保持了布什时代的口径，强调“白宫访客记录”不属于行政公开的范围，拒绝了CREW的要求。

CREW当然不甘示弱。2009年6月再次将奥巴马治下的特勤局告上了法庭。

这时候，美国的参众两院正在对医疗体制改革进行激辩，全国上下群情沸腾、议论纷纷。6月22日，CREW又提出，为了分析确定医疗行业、保险行业的大公司对于奥巴马制定医保政策的影响，白宫应该公开奥巴马上任之后和这些行业的董事长、经理人会面的次数和记录。

CREW一口气开出了一份列有18位医疗、保险行业顶级经理人的名单，又根据《信息自由法》，向白宫提交了公开奥巴马和他们会面情况的申请。

白宫再次拒绝，CREW又吃了一次“闭门羹”。

面对新闻界，斯隆公开批评奥巴马说：“他没有遵守参选时许下的诺言，现在的白宫，并不是人民的白宫！他也没有落实他就任时的承诺，这样的政府，既不开放，也不透明！”

这时候，“白宫访客记录”，俨然已经成了一块检验奥巴马是否真正开放的试金石。

步步妥协：总统与草根的对决

防止公民犯下错误，这并不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但防止政府陷于错误，却恰恰正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罗伯特·杰克逊（1892-1954），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司法部长

在斯隆强烈要求奥巴马公布商界巨子访问白宫及与其会面记录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攻守易势。此时的奥巴马，由改革的发起人，变成了改革的辩护人，面对压倒性的反对意见，正举步维艰。

2009年6月底、7月初，各种大小民意调查都表明，奥巴马的支持率在一路下滑。皮尤研究中心（PRC）的民调表明，他的个人支持率由上任初期的64％下滑至7月份的54％；短短3个月内，其医改计划的支持率也从51％下滑至42％，已经不足半数。《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新闻媒体之一。关注政治，当然要关心民调。2008年该集团成立了Pollster.com网站，专门致力于“民调中的民调”。所谓“民调中的民调”，是指在收集所有民调公司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调查结果之后，根据它们的样本大小和调查方法，对它们的调查结果进行加总和分析，最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结果，当然比一个调查公司发布的数据更加全面可靠。

《赫芬顿邮报》将数十家专业调查机构对奥巴马支持率和反对率的调查结果绘成散点图，再根据这些点的分布确定其支持率和反对率的变化曲线。结果表明，正是在推行医疗改革法案的一年期间，奥巴马的支持率迅猛下降。

面对前人无法完成、盘根错节的医疗体制改革，即使支持率大幅下降，奥巴马还是鼓足勇气、迎难而上。但要公开自己和老板、说客的会面记录，他还是不免反复掂量、犹豫再三。

从4月底到6月底，短短两个月，CREW已经两度将白宫特勤局告上法庭，白宫却岿然不动，奥巴马也没有任何表态。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奥巴马的形势变得更加孤立、艰难，白宫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7月7日，CREW意外收到白宫的一封来信。这一次，白宫没有再提“拒绝”二字。而且，信中还解释说，尽管白宫在联邦巡回法院的上诉还没有结果，但已经开始自行检讨现行的政策是否合理。

这是一个僵局解冻的信号？

民调中的民调：推行医疗改革法案期间奥巴马的支持率大幅下降：

说明：上方深色线为支持率的变化曲线，周围的点为各个民调机构调查得出的支持率；下方浅色线为反对率的变化曲线，周围的点标示反对率的分布。

白宫的主动示好，很快就有了答案和解释。

7月22日晚，为了争取民众和舆论的支持，奥巴马召开了医疗改革新闻发布会。

就在这次发布会开始前的几个小时，CREW突然又收到了一封白宫来信，这一次，还是总统顾问克雷格（Greg Craig）的特快专递。

出人意料的是，克雷格在这封信中一股脑儿公开了18位“敏感人士”在奥巴马上任之后访问白宫的日期和次数。

但令人意外的是，对于白宫的妥协，CREW并不买账。

第二天，斯隆接受了媒体采访。她在电台中指出，这封两张纸的回信只是一个情况的总结，并没有完整地回应CREW的信息公开要求。斯隆再次向新闻界说明了CREW的诉求：

白宫

2009年7月22日立即发布

尊敬的魏斯曼女士：

为了回复你在2009年6月22日、根据《信息自由法》给美国国土安全部提交的信息公开要求，我特此给你回信。你要求披露自2009年1月21日以来18位医疗商业领域高级管理人员到访白宫的记录。我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已在2009年7月7日回复过你的要求。该回复指出，关于白宫访客记录的案件还在诉讼当中，白宫也正在检讨我们的政策，考察是否能够无条件地开放这些记录。

医疗体制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总统正全力以赴，力争让美国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鉴于公众对医疗法案辩论的强烈兴趣，以及总统设定的要增加政府透明度的目标，针对你提交的18位人员的名单，总统决定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我们查阅了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白宫访客记录，现公布以下记录：

•Bill Tauzin曾于3月5日、5月19日、6月2日及6月24日访问过白宫。

•Karen Ignagni曾于3月5日、6日、11日及6月30日访问过白宫。

•Richard Umbdenstock曾于2月4日、23日，3月5日、25日、30日，4月6日及5月22日访问过白宫。

•J. James Rohack曾于3月25日、6月22日及6月24日访问过白宫。

•William C. Weldon曾于5月12日访问过白宫。

•Jeffrey B. Kindler曾于3月5日、5月6日及6月2日访问过白宫。

•Stephen J. Hemsley曾于3月15日及22日访问过白宫。

•Angela F. Braly曾于2月13日访问过白宫。

•George Halvorson曾于3月27日及6月5日访问过白宫。

•Jay Gellert曾于2月10日、3月11日及20日访问过白宫。

•Thomas Priselac曾于4月3日访问过白宫。

•Richard Clark曾于3月24日访问过白宫。

•Wayne T. Smith曾于6月4日访问过白宫。

•Rick Smith曾于5月19日及6月2日访问过白宫。

除此之外，白宫访问记录表明：Bill Tauzin、Karen Ignagni、Richard Umbdenstock、J. James Rohack、Jeffrey B. Kindler、George Halvorson、Jay Gellert和Thomas Priselac都曾计划参加5月11日在白宫召开的会议。除了Jeffrey B. Kindler以外，其他人全部到会。最后，以下人员没有访问白宫的记录：Ben J. Lipps，William A. Hawkins II，Robert L. Parkinson。

我们将会继续审阅你根据《信息自由法》提出的信息公开要求和开放白宫访客记录的政策。

诚挚的格雷戈·克雷格（总统顾问）

“我们需要的，是原始的数据。从原始的数据记录当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更多的情况。白宫如果不公布全部的数据，我们就无法知道这封信是不是有所隐瞒、是否列出了全部的访客记录。”

斯隆继续批评说，这封来信，只对CREW关于医疗保险行业的信息公开要求作出了简单的回应，对另外几次信息公开要求根本只字未提。很明显，这是一种敷衍和搪塞，是奥巴马为了当晚的新闻发布会能够顺利召开、避免在大庭广众之下产生不和谐声音的缓兵之计。

斯隆的判断是对的。

在当晚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奥巴马确实被新闻记者“将”了一军。《芝加哥论坛报》的新闻记者帕森（Christi Parsons，Chicago Tribune）向他直面发问：

“在你竞选期间，你承诺将在C-SPAN公共电视台上直播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会谈。但是，白宫最近拒绝公开你和一些医疗保险行业高级经理人会面的记录。此外，救市计划的总督察官也披露说白宫阻留了很多救市的信息。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兑现关于建立一个透明政府的承诺？”

这个问题咄咄逼人，但因为有备在先，奥巴马得以一言化解、轻松“脱身”。他回答说，他相信他的这届政府确实要比往届更为开放透明。他和这些经理人见面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有记者在现场拍照。对于CREW信息公开的要求，他也已经做出了正面的回应。

但他所谓的“正面”回应明显不能令人满意，斯隆第二天公开拒绝了奥巴马的解释。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白宫需要公开的是全部访客的原始数据记录。只要一天不公开，CREW就会坚持诉讼的手段，战斗到底。

这一次，奥巴马没有挺过两个月。

2009年9月4日，他对此发表了正式的总统声明，作出了真正的“正面回应”。

这是一个全面的妥协和让步。

奥巴马在声明中说：

“从本月起，‘白宫访客记录’将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公开这些记录。我们不仅要把白宫的大门向美国人民打开，还要让阳光照在白宫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上。这样，本届政府才能实现建立历史上最开放、最透明政府的目标。美国人民有权利知道我们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正在听取谁的声音。”根据奥巴马的声明，白宫出台了相应的“白宫公开访客记录的自愿政策”。该政策表示，白宫将放弃正在法院审理之中的上诉，将从2009年9月起，公开发布不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因公到访白宫的记录。每个月公布90天到120天之前的数据记录，对于需要保密的记录，白宫不公开其内容，但会公布保密记录的数量和多少。

当天，CREW又收到了总统特别顾问艾森（Norm Eisen）的来信。艾森在信中代表奥巴马，向CREW为促进这项新政策的诞生所做出的努力致以“诚挚的”谢意。

斯隆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CREW非常骄傲能在这个历史性的进步当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梅拉尼·斯隆：

华盛顿责任道德公民中心（CREW）的主任。她深信“正是一小批执著的公民改变了世界”，并将这句话写进了该中心的使命陈述。2008年，她被《滚石》杂志评为“引发改变的100人”（100 Agents of Change）之一。

斯隆的故事被广泛报道。也是这个9月份，她被著名的女性杂志《欧普拉》（The Oprah Magazine）评选为美国20名最具有力量的女性之一。在采访中，她谈到了自己不懈“战斗”的动机和初衷：

“当我每天打开报纸、读到那些负面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太糟糕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做点什么改变它呢？我不仅仅是想，我放下报纸，这就去做！”

CREW的抗争画上了一个美丽的句号。

但“白宫访客记录”的故事，却还没有结束。新的质疑、新的问题还在继续出现。

从白宫安保到政治监督：执著的公民改变世界

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执著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奥巴马的妥协并没有获得全社会百分之百的认可和肯定。

前文提到过的阳光基金会主任米勒在9月4日当天就提出：每个月只发布90天到120天之前的数据，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瑕疵。白宫在发布数据之前，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例如清除数据中的个人电话号码、个人社会安全号码（SSN）等隐私信息。但现代的信息技术已经允许我们大大缩短这个周期，21世纪的政府应该以实时的形式发布数据。

米勒呼吁，白宫公开数据的周期应该缩短到一天，每天都应该发布前一天的访客记录。

此外，阳光基金会还组织技术人员，把白宫发布的数据记录和其他数据库进行了增值整合。通过到访人员的姓名、白宫访问记录和游说人员的捐款数据库、知名人物社会关系数据库（LittleSis.org），以及维基（Wikipedia）、谷歌搜索（Google）连接整合起来，让所有游说人员到访白宫的次数、捐款的多少以及各类社会关系等相关信息都在一个页面中一览无余。虽然可能因为人员的名字相同，导致张冠李戴，但这种“全景式”的浏览还是给监督机构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白宫访客记录的数据也很快就成为Data.Gov的一部分。没过多久，2010年4月，又有人利用这些数据在Data.Gov上开发了一个新的查询工具：白宫访客搜索（White House Visitor Search），这个工具，不仅可以按访问人、被访问人对原始数据进行查询，还利用语义网的技术，把相关人员的数据与其他网站的联接起来。

另一家公益组织“司法监督”（Judicial Watch）的主任认为，白宫应该公布所有的访客信息，除了因公的访问，因私访问总统和副总统的记录，也应该公开发布。他讽刺说：除了他们不想公开的，白宫确实公开了“所有的”信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11年4月，“白宫访客记录”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批评。公共廉政中心（CPI），是一家致力于推进政府透明的新闻调查机构，该机构在研究了白宫从2009年9月到2011年4月公布的100多万条数据记录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

白宫公开的“白宫访客记录”数据字段说明和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