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欧仁·鲍狄埃，《国际歌》，法国，1871年

2010年4月5日，奥巴马刚刚签署《医疗改革法案》不到半个月。他还沉浸在这个划时代历史成就的兴奋当中。

突然，西弗吉尼亚州传来一声巨响，美国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矿难。

这起矿难共导致29名矿工死亡，死亡人数之多，为近40年之最。

而且，又是西弗吉尼亚州。

100多年以来，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产煤区，西弗州一直为美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煤和能量，但西弗州同时也是著名的矿难高发地区，不断地制造各种悲情记录。1907年，该州曾经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莫农加煤矿（Monongah）大爆炸，造成362人死亡。

多年来，这里的矿工，最牵动美国人的神经。

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5人的矿区事故，就被定义为“灾难”（disaster）。1976年以来，死亡5人以上的矿难仅仅发生过13起，平均每两年一起。

这一宗死亡29人的矿难，很快占据了全国媒体的头条和封面，不少报纸和杂志对其进行了长篇累牍地分析和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子邮件和信件像雪花一样涌进了白宫。

这些信，开头几乎都一样：“我很骄傲我来自一个矿工的家庭”、“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作为一名矿工的女儿，我很自豪”。除了感到自豪之外，这些矿工无一例外，都要求奥巴马采取行动，查明原因。奥巴马对新闻界提到这些诉求，他说：“他们要求我关注矿工、为他们祷告。他们说，别忘了，是矿工维持着美国的光和亮。在信中，他们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别让它再发生，别让同样的事再度发生！”

奥巴马还公开承诺：“一个依赖矿工的国家怎能不竭尽全力保护他们？我们的国家怎么能容忍人们仅仅为了工作、为了追求美国梦就付出生命的代价？”

4月25日，奥巴马参加了这次矿难的追悼会。在开始演讲前，他逐一念出了29名遇难矿工的名字。然后，他对矿工的生活进行了描绘：

“凌晨4点半，最晚5点，他们就起床，开始一天在黑暗中的工作。穿着厚重的工作服、硬头靴和安全帽，开始一小时的车程，他们静静地坐着，直到车开进群山之中、五英里深处的矿井。黑暗中，唯一的灯光是他们头上的安全帽和车辆的前灯。

日复一日，他们挖煤掘矿；年复一年，我们理所当然地享用着他们的劳动成果：这些能量，照亮了我们的会议中心，点亮了我们的教堂、家园、学校和办公室，维持着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运行。

很多时候，他们从黑暗的矿里探出头来，眯着眼睛盯着亮光。

很多时候，他们从肮脏的矿里钻出身来，满身汗水、尘土和煤灰。

4月25日，奥巴马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遇难矿工的追悼仪式，和遇难者的家属在一起。（图片来源：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回家，但这一天，他们没有！”奥巴马还提到，矿工是一个团结的群体，他们之间像家人一样彼此相待，很多人都为自己属于这个群体而感到骄傲。

奥巴马的描述，高度浓缩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对于矿工群体的共同印象：艰苦但友爱，悲情却自豪。

矿工群体的自豪，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为美国的经济发展输送动力和燃料，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在美国的劳工史上、民权史上，扮演过先锋的角色，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深深的印记。

那是一段激荡、燃烧、斗争的岁月。

要理解美国人对于矿难和矿工的集体记忆，就必须先了解这一段历史。

集体行动的号角：你站在哪一边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是一个战士。古希腊和古罗马就是这样，每一个自由的国家都必定如此。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第3任美国总统

美国曾经是矿难高发的国家。它的开矿史，可以说是一部矿工的“血泪抗争史”。

20世纪前30年，美国矿难不断，平均每年有2000名以上的矿工因事故死亡。1907年，死亡人数曾高达3442人，创下了历史之最。

像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一样，当时美国矿难频发的根本原因，是矿区的管理者没有平衡好追求利润和安全生产的关系。100年前的美国煤矿，生产方式落后，联邦政府也没有系统的法律来监管矿区的安全，阴暗潮湿的工作环境、简陋陈旧的挖掘设备、松散的管理制度以及封闭的信息流通渠道，这些都是导致矿难发生的重要原因。

1901年至2010年美国矿难死亡人数的情况：

说明：本章数据只计算煤矿，不包括金属矿等其他矿藏。（数据来源：美国矿山安全健康局）

但从1930年起，美国矿难的死亡人数开始大幅下降。其直接原因，是联邦政府加强了监管、资本家更重视对安全的投入。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矿工的“自助”——矿工通过组织工会、集体抗争，在20世纪上半叶掀起了一股劳工运动的高潮。

美国的煤矿工人工会，是美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先驱。矿工工会曾经为铁路、汽车、钢铁、纺织等各个行业的工会提供了宝贵的组织经验、输送了人才的血液，在美国的工会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美国联合矿工工会（UMWA）正式成立于1890年。但这时候的工会，虽然受到了矿工群体的认可和欢迎，却得不到资本家一方的承认，在法律上也没有正式的地位。在重大的问题上，资本家一方仍然我行我素，无视工会的存在。

1901年至2010年美国矿难年均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局）

本书第六章曾经探讨过“公共利益缺乏代表的困局”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利益受到侵害的大众，由于其分散性，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而公司、资本家一方，由于其利益高度集中，很容易结盟，形成游说的势力，左右政府的政策。

这也正是矿工和工会所面临的困局。工会的作用，是通过一个有效的中心，将矿工们组织、动员起来，通过谈判、罢工等“集体行动”保护群体的利益。但困局在于，这边你罢工，那边资本家可以另找其他人来开工。就是在同意罢工的队伍里面，也有投机取巧、冷眼旁观甚至见风使舵之人。而一旦罢工成功，所有的工人都将从中受益，但罢工行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却可能要付出非同一般的个人代价。

这种代价，在1930年前后的美国，意味着可能要牺牲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全。

当时的资本家为了阻止矿工参加工会、瓦解工会组织的行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雇用打手维护矿区的秩序，驱赶工会的领袖，甚至派出枪手在工会领袖的家里投掷炸弹、杀人灭口，手段非常残酷。

而矿工工会则组织纠察队、拉警戒线，集聚在矿区的入口，试图阻止资本家雇用的新工人进入矿区上班。

在美国矿工工会的抗争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动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整个美国的工会运动甚至后来的民权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肯塔基州哈兰县的矿区发生了罢工，资本家和工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警察和政府站到了资本家的一边，想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和秩序。

一天晚上，一群煤矿主雇佣的私家打手在警察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冲进该地区工会领导人里斯（Sam Reece）的家里，对其进行抓捕。

里斯闻讯后仓促逃离，留下了一家妻小。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打手们在里斯家里翻箱倒柜、大声呵斥，希望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受到惊吓的一群孩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里斯的妻子弗洛伦斯，也是一名矿工的女儿，她搂着自己的儿女、义正词严地质问警察说：

“你到底站在那一边？这里除了饥饿的孩子，什么也没有！”

一番肆虐之后，警察和打手扬长而去，留下了弗洛伦斯在一片狼藉的厨房里饮泣。这天深夜，她撕下了一张日历纸，咬着嘴唇、在泪水中写下了一首歌：《你站在哪一边？》。

这首歌套用了一首宗教赞美诗的旋律，如泣如诉，反复吟唱一个问句：你站在哪一边？这像是质问，也像是倾诉，更像是呼唤。由于这首歌朗朗上口、极富感染力，很快就在矿区的工人当中流行起来。

当资本家组织另一批工人进入矿区、重新开工的时候，罢工的矿工则集聚在矿区的入口，他们对着准备迈进矿区大门的新工人唱起这首歌。

歌声呼吁矿工们站到一起，直到这场斗争赢得胜利；歌词质问道：你是要做一个为人不齿的帮凶，还是做一个真正的男人？歌中最后概括说：穷人除非组织起来，否则不会有任何的机会！

他们试图用歌声来打动、说服其他的工人参加他们的集体罢工行动。

奥尔森在指出集体行动的困境之后，也曾经为这种难以团结的局面开出了药方。他的办法是，一个群体，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手段，营造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文化氛围和运行机制。毫无疑问，《你站在哪一边？》这首歌曲，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文化。

类似的工会抗争一直持续到1933年6月。这当中，有不少工会的领袖都为抗争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在劳资关系急剧紧张的情况下，时任总统的罗斯福不得不采取对策。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国家产业恢复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该法案在法律上明文赋予了矿工加入工会的自由以及工会代表矿工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这部法律是美国劳工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此以后，矿工工会的活动取得了合法性。每一次矿难发生，都会引发工会的介入，而资本家、联邦政府和国会都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来应对工会可能采取的集体行动。结果就是，每一次事故，都会引起相关法律的更新和完善，在事故—立法、新事故—新立法的不断循环中，美国先后制定了十几部法律，安全生产的标准越来越高，生产事故也就越来越少。同时，因为工会的作用越来越大，矿工的工资福利也越来越好。

你站在哪一边？

词：弗洛伦斯·里斯

来吧，我的好兄弟，

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咱们自己的工会，

已经在这儿建立。

合唱：

你站在哪一边，

告诉我，

你站在哪一边？

我爸爸是个矿工，

现在他已经不能下井，

跟他站在一起吧，

我的矿工兄弟，

直到这场斗争赢得胜利。

他们说：在哈兰县里，

没有中间立场。

你要么做一名工会的会员，

要么选择当布莱尔的帮凶。

噢，朋友，

你还能忍受吗？

噢，请你告诉我，

你要当一个为人不齿的帮凶，

还是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不要当老板们的走狗，

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

除非我们穷人组织起来，

否则不会有任何一个机会。

Which Side Are You On?

Lyrics: Florence Reece

Come all of you good workers

Good news to you I'll tell,

Of how the good old union

Has come in here to dwell.

CHORUS:

Which side are you on,

Tell me,

which side are you on?

My daddy was a miner,

He's now in the air an' sun,

Stick with him,

Brother miners,

Until this battle's won.

They say in Harlan county,

here are no neutrals there,

You'll either be a union man,

Or a thug for J. H. Blair.

O gentlemen,

Can you stand it,

O tell me if you can,

Will you be a lousy scab,

Or will you be a man?

Don't scab for the bosses,

Don't listen to their lies.

Us poor folks haven't got a chance,

Unless we organize.

弗洛伦斯·里斯（1900-1986）：

除了《你站在哪一边？》，弗洛伦斯还写过很多首劳工歌曲，并出版了诗歌集《逆流》。1981年，里根政府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此时她虽然已是高龄老人，但还发表新诗对里根进行批评。（图片来源：The Civil Rights Digital Library，University of Georgia）

1951年，伊利诺伊州发生了一次矿难，119人丧生，这直接催生了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Federal Coal Mine Safety Act of 1952）。1968年，西弗州的一次矿难导致了78名矿工的死亡，这时候的总统是憎恶《信息自由法》、支持全民医保的约翰逊，他立即做出快速反应，直接向国会递交了《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案》（Federal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 of 1969），其后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严格、最全面的煤矿安全法规。该法规定，全国所有的地下煤矿，每年必须接受联邦机构的4次检查，违规者将受到罚款和刑事起诉。再后来，联邦政府成立了独立的安全监察部门——矿山安全健康局（MSHA）。

弗洛伦斯也一直活跃在工会运动的一线，很多次受邀在罢工现场演唱《你站在哪一边？》这首歌曲，为工人的集体行动鼓气助阵。

《你站在哪一边？》不仅在矿工群体流行，在各行各业的罢工运动当中都被传唱。为了切应时境，它的歌词被改编成十多个版本，但不论如何修改，都大同小异，“你站在哪一边”这句质问和呼唤，始终都是这首歌的核心。

1960年代，美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这首歌又被皮特·西格（Pete Seeger）、鲍勃·迪伦（Bob Dylan）等一批著名的歌手引用、翻唱，成为民权运动中呼吁“集体行动”的号角。这首歌也被输出到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很多个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罢工场合的“主旋律”。

1973年美国麻省的工人在罢工中学唱《你站在哪一边？》（图片来源：Radical Passions，Kendall Hale）

2011年10月，美国兴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场运动随后波及全球。很自然，在华尔街的队伍当中，同样的歌声再次响起。

可以避免的悲剧：数据揭示的全景式真相

政府数据作为一项公共资源，应该像天气预报、体育赛事和股票信息一样实时公开。通过把信息的力量放到民众的手中，可以增加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政府的监督。

——维伟克·昆德拉，美国联邦政府第一任首席信息官，2010年

2010年4月5日西弗州发生爆炸的煤矿叫做上大支矿（Upper Big Branch Mine）。

上大支矿隶属于梅西公司（Massey Energy）。

梅西公司是全美第四大煤矿公司，拥有46口矿井，6000名矿工，控制着23亿吨的煤矿储备量，年产量高达4000万吨，堪称西弗州的主要经济支柱。可以想象，作为一个行业巨头，该公司在当地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但上大支矿的所有矿工，却都不是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会员。

矿难发生的第二天，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就对矿难发表了声明。工会的发言人很遗憾地指出：上大支矿的矿工，没有一个是工会的会员。工会的负责人还指出，上大支矿的爆炸，初步判断，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如果有工会的存在，这样的悲剧就绝不会上演！

但现实无法假设。

光阴荏苒，潮起潮落，曾经轰轰烈烈的美国联合煤矿工会，这时候已经光彩不在，颇有日落西山之感。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也很现实。

一方面，是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能源的多样化，美国社会对矿工的依赖已经大不如前。1923年，美国曾经有近90万名在井下作业的矿工，到2010年，矿工群体已经锐减到12.9万人，这个数字，还包括在矿区工作、并不下井的文秘人员。1960年以后，美国煤矿业开始大幅裁员，矿工相继失业，工会也无法保住他们的饭碗。

另一方面，随着制度的健全、生产条件的改善，煤矿行业的危险性已大大降低。2007年，煤矿业的事故死亡率仅为0.0277％，甚至低于农牧渔业的0.0279％。而矿工的收入，却比大部分行业都高。

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矿工觉得没有必要再加入工会。到2010年，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其实只覆盖了全国不到20％的在职矿工。

当然，具体到上大支矿，还有更复杂的原因。随着事故调查的深入，真相层层揭开：梅西公司的管理层曾不遗余力地阻止矿工加入工会，他们通过支付比平均工资还高的工资，换取了该矿矿工不加入工会的承诺。

这个消息经披露之后，当然令很多人都感到一种无言的沉重。

但真正牵动大众神经的，还是矿难发生的真正原因。这场被美国煤矿工会断言为“可以避免的悲剧”，到底是怎样酿成的呢？

像中国一样，矿难之后，美国的互联网上民情汹涌，声讨责任的声浪此起彼伏。美国网民也在网上挖掘灾难发生的原因，但与国内盛行的“人肉搜索”不同，随着公共数据的大面积开放，美国民众可以通过数据发现真相。

矿难发生的当天，民众舆论的矛头首先直指政府主管部门——美国矿山安全健康局，第一个问题是：该局是否工作到位、监管得当？

登录矿山安全健康局的网站，可以看到“煤矿警告、命令和安全”的数据库，输入“上大支矿”，返回逾千条数据条目，这些数据，是该局对上大支矿进行监管的流水记录。每一条记录，都包括检查的时间、结果、违反的法律条款、处理的意见、罚款的多少、已缴纳的金额、煤矿是否申诉等数据项。

这些数据表明，上大支矿的安全早已亮了红灯。该煤矿仅2010年3月份就有53条违规记录，其中12条与地下逃生通道和通风设施有关。2009年，上大支矿共有515条违规记录，被处以总计为897325美元的罚款，违规次数是全国煤矿平均水平的11.6倍。

2010年1月7日，灾难发生前的3个月，上大支矿又因为通风设施的问题，被矿山安全健康局处以66142美元罚款，是罚款金额最大的一次。

既然早已劣迹斑斑，为何迟迟没有关闭？——其实，这1000多条数据记录也提供了答案。矿山安全健康局的官员解释说：为了保证公平，安全检查中设有申诉制度，在最后的申诉结果出来之前，无法关闭煤矿。不幸的是，申诉过程复杂冗长，梅西公司正好以此作为缓兵之计，不断提出申诉，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数据显示，在202项比较严重的警告中，梅西公司对154项进行了申诉；对于前100宗大额罚款，梅西公司只认了15％的账。

矿山安全健康局网站上公布的对上大支矿监管的数据记录：

4月6日，矿难发生的第二天，矿山安全健康局特事特办，将上大支矿的监管记录打包、专门陈列到一个文件中，以供网民浏览。这些数据是政府职能部门“有所作为”的最好注脚，矿山安全健康局也因此在民众的视线中迅速“脱责”，关注的焦点很快转移到梅西公司的管理层上。

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处罚，这貌似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梅西公司的老板是何方神圣，胆敢如此漠视政府的三令五申、顶风作案呢？

这时候，Data.gov网站上已经公开了从地理人口到经济能源等几十万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数据资料，网民很快就在该网站上查询到了答案。梅西公司的老板叫布兰肯希普（Don Blankenship），其名下有46个煤矿，全部的名字、地点、所有人和经营人等资料在Data.gov上都条目清晰。

布兰肯希普的政治影响力也很快以数据的形式浮出了水面。

在一个叫“透明数据”（TransparencyData.com）的网站上，网民可以查询到和梅西公司相关的全部政治捐款记录。“透明数据”网站收录了全美联邦、州两级政治竞选的全部捐助情况，从竞选捐款人、受益人、捐款额，到时间、地点，甚至竞选结果的数据都在该网站上免费共享了。数据表明，自2003年以来，梅西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有过326笔政治捐款共计287万美元，绝大部分是布兰肯希普个人捐出的。稍做数据分析，网民就发现了捐款的两个特点。一是近90％的捐款14笔共248.55万美元流向了一个叫“以孩子的名义”的组织；二是接受款项最多的个人是西弗州地方上诉法院的法官本杰明（Brent Benjamin），计24笔共2.25万美元，其次是现任州议员安第斯（Troy Andes）。

“以孩子的名义”也是一个竞选组织，它在新闻网页和视频网站上留下的唯一脚印是一场罢免地方上诉法庭麦格劳（Warren McGraw）法官的选举运动。顺藤摸瓜，网民很快发现，这位法官曾作出过一系列对梅西公司不利的判决，至于现任州议员安第斯，曾在梅西公司的公关部工作过。

2004年，麦格劳法官败选，新当选的法官正是梅西捐助次数最多的个人：本杰明。

“本杰明”更经不起搜索。在美国最高法院的网页上，更多的故事浮出水面。4月8日，有网民贴出了其涉嫌偏袒梅西公司的案件链接：在一场涉及5000万美元的索赔官司中，他在陪审团投出了关键的一票力挺梅西公司。但原告不服，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2009年6月8日，美国最高法院认定本杰明接受过梅西公司直接和间接逾25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存在“重大偏袒”的可能，判决其回避。

至此，一幅充满数据细节的图像已经清晰地出现，灾难发生的原因不言自明。梅西公司利用申诉制度对抗政府的监管，一再拖延被关闭的命运；同时通过政治捐款在权力机关安插、扶持代言人，以争取最大的生存空间。

但这一切，似乎都是在合法的框架内发生的，梅西公司钻的是制度的漏洞。

在数据挖掘的过程当中，网民还共享了其他一些数据和信息：梅西公司下属的另外一家煤矿——鲁比煤矿（Ruby Energy Mine），同样岌岌可危。2009年，鲁比煤矿受到573次警告、1668408美元罚款，总数甚至比出事的上大支矿还多，唯一不同的是，鲁比煤矿受到的严重警告仅15次，较上大支矿少33次，这可能是它还没有“引爆”的原因。

4月8日，矿难发生后的第3天，真相似乎已经全然水落石出。网络舆论、新闻媒体开始转向，开始了煤矿管理制度层面的反思和批判。如何完善制度、避免同样的悲剧在其他煤矿重演，一时间成为新闻舆论讨论的重点。

但没几天，《查尔斯顿邮报》（Charleston Gazette）的新闻记者沃德（Ken Ward Jr.）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原本趋于平静的矿难追责突然再次沸腾，而且“U”形大转弯、掉头回到起点，政府的责任再次受到拷问。

默认公开推定：和矿难赛跑的原则

每一个公民，如果你想要保护我们国家优秀、硕果累累的遗产，保护自由人民的权益，都应该把政治当做自己的副业。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第34任美国总统

沃德是一位专门从事煤矿报道的知名记者，多次获得新闻大奖。对于这次矿难，他指出了一个细节：矿山安全健康局的每次检查，不仅有以数据格式保存的流水监管记录，还有一份来自检察官个人的详尽文字报告。政府公开了数据格式的检查结果，但却隐藏了这份文字报告。

4月13日，迫于各方的问责压力，矿山安全健康局最终公布了这份报告。沃德随即在后续的报道中引用，大量新的、惊人的事实呈现在公众的眼前。

矿难发生的3个月前，1月7日，美国矿山安全健康局的检察官对出事的上大支矿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了通风设施存在严重的问题，他在检查报告中记录了有关人员对安全隐患令人吃惊的漠视。

这位检察官写道：

“煤矿存在致命的问题，但每个人都在简单漠视：我把一些矿工拉到一边，私底下问他们，你知道通风存在问题吗？他们告诉我：‘我知道’。我还质问过管理人员，但回答是——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我又问监工摩尔（Terry Moore），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也知道这个问题，我调到这个岗位3周之前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我也向矿长反映了，他说：没问题，不用担心。”

这位检察官把他发现的问题和这些对话都记录在他的正式报告里，交差复命了。当天，上大支矿被处以近年来金额最大的一次罚款，梅西公司立即对此进行了申诉。

沃德的报道见报后，举国哗然。

这份详尽的文字报告为什么不予公布？民众在质问。

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果政府及时公布这份文件，像沃德这样的专业记者就会对梅西公司漠视安全的行为进行报道，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激起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灾难就可能得以避免。

但拖了3个月，政府无所作为，最后一声巨响，等来了矿难。

美国科学家协会的保密专家阿夫古德（Steven Aftergood）对此提出了批评：这是生死攸关的信息，政府应该立即发布。按照现行的法律，政府无法立即关闭煤矿，但政府如果即时发布这些信息，社会就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可惜的是，政府截留了这些信息，堵死了后路。

非政府组织“政府开放联盟”的主任麦得摩（Patrice McDermott）说：煤矿公司为了利益，永远不会告诉矿工真相，政府的义务就是对此进行制衡，制衡的方法，就是信息公开。一片质疑声中，也有人冷静地提出，矿山安全健康局截留这份文件其实也有“法”可依，不能承担全部的责任。追本溯源，视线不可避免地又投向了《信息自由法》。

1966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信息自由法案》。1977年，美国煤矿管理进行了改革，新的《煤矿法》和《信息自由法案》遥相呼应，规定煤矿安全的检查结果和详尽的检查报告必须立即公开。1993年10月，克林顿主政时期，司法部部长雷诺（Janet Reno）又发布了著名的雷诺备忘案：

类似刑法中对犯罪嫌疑人的“无罪推定”原则，政府的所有信息适用于“默认公开推定”：即“可以公开”是对所有文件的一个默认假定；任何文件一经产生，就将被默认为“可以公开”，如果有人认为该文件不能公开，必须陈述提供特别的理由。

多年来，美国矿山安全健康局一直践行雷诺备忘案，坚持在第一时间发布、公开煤矿的安全检查信息，像沃德这样的行业记者总是可以很快获得大量来自政府部门的第一手资料，撰写自己的煤矿安全报道。

“9·11”发生以后，布什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开始对信息进行管制。2001年12月，司法部发布了新的埃斯克劳特备忘案（Ashcroft Memo），否定了雷诺的“默认公开推定”原则。埃斯克劳特备忘案陈述说：

“我们将致力于维护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商业信息和个人隐私……当你认真考虑了信息公开的要求、并决定不公开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相信，司法部将会捍卫你的决定，除非你的决定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或侵害了其他部门的权益。”

在这样的支持和鼓励下，不难想象，联邦各部门以“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名，开始先后截留公共信息。一些原来可以立即发布的信息变成了提交申请才能公开的信息，一些原本提交申请之后可以公开的信息，却成为拒绝公开的保密信息。

煤矿安全检查的文字报告就是其中一例。2004年6月起，矿山安全健康局正式宣布，只公布检查的数据流水记录，对于煤矿安全检查的文字报告，不予公开，即使有公民或组织依据《信息自由法》提交查询的申请，也一律拒绝。

颇具黑色讽刺意味的是，对矿山安全健康局截留检查报告的做法，煤矿公司的老板也怨声载道。有官员回忆说，新做法实施的当月，电话都被打爆了。煤老板们纷纷抱怨说，你只给一个罚款结果，不公开整个调查过程报告，我无法判断该不该对此提起申诉。

奥巴马上任以后，强调建设开放透明的政府，特别对开放公共数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2009年3月，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司法部推翻了埃斯克劳特备忘案。

但百密一疏，煤矿安全检查的报告也不属于数据，便继续堂而皇之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

历史还原了真相。奥巴马虽然有决心进一步改革积弊、建立更透明的政府，也做出了一系列信息公开、数据开放的举措和姿态。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行政机关官僚主义的惯性阻碍了改革的脚步。最终，他的改革还是没有跑赢西弗州的这一场矿难。

4月15日，奥巴马在白宫发表了专门讲话，对西弗州的矿难作了基本结论。他认为，矿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梅西公司管理不善；二是复杂冗长的申诉制度纵容了生产隐患长期存在、政府没能及时关闭上大支矿。奥巴马督促国会立即研究新的法规，堵塞煤矿公司利用申诉制度来拖延处罚、继续生产的漏洞。在谈到政府监管时，他要求矿山安全健康局积极检视当前的工作程序和方法，以确保煤矿安全。

珍尼特·雷诺：

美国第78任司法部长，也是首任女司法部长。

她为美国政府首次明确了信息发布中的“默认公开推定”原则。她在雷诺备忘案中阐述：“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的知情权是美国民主的基石。”雷诺在任8年期间，还大力推动“信息和数据”在司法工作中的应用，ComSta就是在她任期中发明、推广的。图为其1996年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几经峰回路转，至此尘埃落定：29名矿工失去了生命，煤矿公司有待追究法律责任，立法机关要查缺堵漏，但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美国矿山安全健康局却并没有人为此丢官受责。

这个结果公平吗？为什么呢？

前文提到过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除了“政府俘虏理论”，他也为信息经济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有个“信息不对称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其中的原因。

该理论指出，掌握信息多的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不利的地位。前者可以通过向后者有偿转让信息来获取利益；无偿出让，则收获“善意”；只有信息自由流动，各方掌握相同的信息之后，彼此才能建立完全的信任。

考察回放整个事件的细节，不难发现，在矿工、煤矿公司、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互动博弈中，关注的焦点就是煤矿是否安全的信息。

政府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可以凭借合法的手段获取几乎全部的信息，是社会的信息枢纽。

煤矿公司处于政府和矿工之间，为了追求利润，它有强烈的动机制造“信息不对称”，向矿工隐瞒真相；但当它面对政府的监管时，它也害怕“信息不对称”，在矿山安全健康局截留检查报告时，喊出了：只给罚款结果，不公布整个调查过程报告，这不公平！

矿工群体则处于斯蒂格勒描述的不利地位：信息链的底层，只能凭借其他方开放的信息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美国煤矿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信息公开都是为了保护矿工的安全。矿山安全健康局每次履行监管职能之后，都依法公布检查结果的数据记录。这种免费、及时、主动的信息公开，不仅改变了矿工群体“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如斯蒂格勒所说，还向全社会传达了一种善意、营造了一种信任。

这种善意和信任，最终使矿山安全健康局作为政府监管部门能在舆论追责中化解压力、渡过危机。

归根结底，如果把信息公开仅仅解读为公众对政府一种单方面的监督，是狭隘的、片面的，信息公开也是政府的一种自我保护。在西弗州矿难追责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通过信息公开有效地获得了社会的信任。这种信息公开，不仅对矿工、煤矿公司是一种保护，对政府和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保护。

既然信息公开能使博弈的三方甚至整个社会都从中受益，为什么还有阻力呢？

这种阻力，又如何才能克服呢？

唯一的道路：民主时时都要“争”

在所有的政府组织形式中，民主是最需要能量和想象力的一种形式，也是最需要公民个人公共精神的一种形式。

——乔治·马歇尔（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五星上将

透视矿难前后发生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阻力和问题还是来自于政府。

奥巴马上台以后，通过推行透明行政、开放数据等一系列措施加大了政府公开的力度，但矿山安全健康局并没有顺势主动开放煤矿安全检查的文字报告，还是固守陈规，在原有的惯性轨道上继续滑行，间接导致了矿难的发生。

艾伦·史密斯（Ellen Smith），是美国《煤矿安全与健康简报》的主编，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煤矿安全的分析和报道、强调信息公开在预防安全事故中的作用。她对矿区安全事故专业、详尽的分析，提供了一般新闻报道没有的“观点和细节”，甚至成为矿工和矿区对簿公堂的呈堂证据，受到了法官的欢迎和肯定。

作为矿区安全事故方面的权威，西弗州的矿难发生之后，新闻界对史密斯进行了采访，通过她的讲述，一幅更庞大、充满更多细节的美国煤矿信息开放历史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上文提到，2004年6月，矿山安全健康局宣布将封锁安全检查文字报告。之后，史密斯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对布什政府的倒行逆施进行批评，这份文字报告一直是她呼吁公开的重点。她在2004年7月份的文章《被架空的信息自由：公众有权知道决策背后的原因》中，发出了凌厉的质问：

“这是美国吗？这届政府怎么能够如此践踏民主的传统？矿山安全健康局怎么能说变就变，在没有征询任何公众意见的情况下，一举抛弃自己27年透明开放的传统？”

不仅通过自己的简报，史密斯还会同美国联合矿工工会在《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上公开质疑和呼吁。

2006年1月2日，西弗州发生了一宗死亡12人的矿难，史密斯在她的分析简报中，再次提出煤矿安全检查文字报告的重要性。这一次，她的简报引起了国会的关注。

2006年1月，资深众议员韦克斯曼（Henry A. Waxman）引述史密斯的分析，向劳工部部长赵小兰（Elaine L. Chao）提出质询，要求允许公民和社会组织查阅煤矿安全检查的文字报告。

韦克斯曼在信中说：

“正如一份出版物所指出的：在没有任何公众参与讨论的情况下，矿山安全健康局秘密改变了过去长期定期发布煤矿安全检查文字报告的做法，背后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份文件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而且，这个政策为什么改变？其相关文件也从来没有公布过。”

他要求矿山安全健康局检讨一切和信息自由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韦克斯曼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另外几名众议员的附议。1月份，先后有多名议员向劳工部发出了公开信，一致表明支持公开煤矿安全检查文字报告的态度。

在国会议员的直接施压之下，2006年1月30日，矿山安全健康局终于宣布，公民和组织可以根据《信息自由法》查阅煤矿安全检查的文字报告。

根据这个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件及上门等形式，向矿山安全健康局提交查阅该文字报告的申请，但走完这个程序，需要2周到3周的时间。

史密斯在第一时间发布了这则消息，她称之为公众获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她也指出，这个胜利还远远不够。她认为，这份报告堪称矿工的“生命线”，它的发布速度，是在和“矿难”赛跑。它不仅仅应该公开，而且应该即时发布：当检察官完成了检查，当矿工和记者回到家的时候，他们能在网上点击数据流水记录的同时，可以看到检察官对于矿区安全的检查过程和文字描述。

史密斯深信，只有这样发布信息，才能激起矿工、记者、工会和整个社会及时的集体行动，规避可能发生的悲剧。

众议员韦克斯曼给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公开信：要求公开煤矿安全检查的文字报告。

此后，史密斯继续以笔为旗，四处鼓呼。等到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第一天的开放姿态曾经点燃过她的希望。但史密斯很快就发现，矿山安全健康局还是同样的机械和麻木。2009年5月，她又在简报中批评说：

“虽然我们的新总统对信息公开有伟大的计划和设想，但迄今为止，矿山安全健康局在这方面还没有丝毫的动静和改变。”

西弗州4月5日的矿难发生之后，史密斯扼腕叹息：你见过谁踢自己的屁股？即使我相信奥巴马政府有开放政府的诚意，但政府的信息公开永远不可能自动发生，我们要“争”。

对于政府固有的机械、冷漠和消极作为，史密斯在接受采访时举出了更多的例子。

矿山安全健康局的现任局长梅恩（Joe Main），曾经是美国联合矿工工会的领袖，他和史密斯两人为了煤矿安全，多年来一直并肩战斗、共同奔走。2000年，梅恩被任命为美国矿山安全健康局局长。司法部推行埃斯克劳特备忘案之后，史密斯满怀希望向梅恩提出公布煤矿检查报告的要求，但他的回答却给她一泼迎面冷水：“这涉及隐私问题，我以前也没想到”。

史密斯回忆说：“当年他在工会工作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后来感叹说：人性的善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要记住，无论何党当政，何人主政，政府总是有设法掩盖事实的倾向，信息公开不会自动发生，公民要参与、要抗争。

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史密斯是对的。

艾伦·史密斯：

《煤矿安全与健康简报》的主编。从1987年以来，她致力于煤矿安全的分析和报道，已经获得了31个大小新闻奖项。2007年，因为她与矿山安全健康局关于信息公开的抗争，美国记者协会授予她新闻简报公共服务奖（Sigma Delta Chi Awards）。

即使在美国这种民主国家，还是要争。

美国，确实在践行民主制度。但民主，只是政府的一种组织形式、一个框架。每一条法律、每一项政策、每一个决定，还要在这个框架之内讨论、争辩、博弈，才能达成一个共识、输出一个结果，各方利益才能平衡。这个过程，说白了，还是“争”。如果有一方不“争”，那他的利益自然得不到充分的照顾和保证。

此外，民主框架的本身，也是一个“争”的结果。就算已经建立了，它还需要公民不断地去捍卫、去维护、去“争”，防止它在现实中脱轨走样。正如美国作家麦克利什指出的：

“民主，永远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民主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个国家永不停懈的努力。”

也就是说，民主不是结果、而是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时时都要“争”。说白了，世界是现实的，其实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坐等、可以一劳永逸。

对于一个非民主状态的政府和社会，当然更要“争”。在专制的框架之内，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任何权力，从少数人垄断演变到多数人的共享，都是一个“争”的结果。从英国中产阶级自发的自由大宪章运动，到引发美国立国的抗税风波，再到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回顾人类社会从古到今所有政府的历史，无论民主也好、专制也罢，所有的政府有一点是共通的：因为缺乏竞争，官僚体制与生俱来都有一种僵化保守的本性，政府机关也往往因此固守不前。但这种僵化保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官僚们也需要制造新的口号、接受新的概念来“收买”民意、顺承时代。说到底，一个社会，普罗大众有没有公民精神、是否勇于承担公共责任、争与不争，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