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的很多领域，大数据在以很多的方式创造价值。事实上，研究表明：随着消费者、公司、各个经济领域不断挖掘大数据的潜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浪潮的尖峰，这个浪潮，就是大数据驱动的创新、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以及新的竞争形式和新的价值的产生。

——《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年5月

上一章谈到，在大数据的时代，数据将成为一种权利、数据开放将成为一种潮流，计算正在从一种必须购买的产品转变为一种可以随时租用的服务，互联网将最终演变为智能的数据网。

在这些正在发生和演变的趋势当中，大数据的时代，也蕴藏着对个人、企业或组织甚至全社会的巨大挑战。

以本书的主人翁之一奥巴马为例，他的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按照美国的民主制度，他正面临着能否再次当选的挑战，这次选举，也可以说是一次关于数据的竞争。

逐鹿政坛：得数据者得天下

政治技术决定政治成败。

——莫顿·布莱克韦尔，美国政治活动家

2011年4月4日，奥巴马以电子邮件和视频的方式，正式宣布自己将参加2012年的总统竞选、争取连任。

4年多以前，2007年2月，他在广场上的人潮中宣布了自己将参选总统的决定。作为代表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他选择了位于该州首府的议会广场作为集会地点，这里曾经是林肯总统发表演讲的地方。奥巴马在凛冽的寒风中，面对沸腾的人群和高声喝彩，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演讲，随后开始了他长达一年多的大选征程。

2007年2月10日，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的首府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议会大厦的广场上宣布自己将参选总统。（图片来源：Mark Wilson/Getty Images）

但这一次，没有簇拥的集会、鼓动的口号和大幅的标牌，一切都由网上的点击，在瞬间平静地完成。

另外几位热门人选，如前麻省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也先后用推特（Twitter）和脸谱（Facebook）正式宣布了他们的参选意愿。

而通过集会拉开竞选的序幕，原本是美国上百年的政治传统。

有评论说，这表明，脸谱、推特和视频分享网站的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新的传统正在形成。还有评论指出，这次总统大选，是民主、共和两党都充分认识到社交网站重要性之后的第一次大选，技术对政治的作用将前所未有地凸显。

回顾历史，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广播，到60年代的电视，再到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技术一直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决定选举的成败。

互联网出现之后，就交流和互动而言，广播和电视无疑相形见绌。和它们相比，网络能提供一种没有强权的、多中心的、双向的甚至多向的信息交流方式，这一改广播、电视单向交流的不足，使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互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如果说2008年的大选，是一场关于网络技术“用多”还是“用少”的较量，那么2012年的竞争，工具本身已经不再是竞争的优势。因为，近4年来，民主、共和两党都鼓励本党的政治家把网络作为必争之地，网络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政治家的一致重视。共和党曾经发起“新媒体挑战”（New Media Challenge）的竞赛活动，以网络上粉丝的增长速度为衡量标准，鼓励党员集聚网络人气。比赛进行了一个半月，最后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众议员佛兰芒（John Fleming）夺得了第一名。民主党当然不甘落后，也举办了类似的“在线政治明星”评比活动。

电台总统：罗斯福

除了率先在总统选举和执政中引进民意调查的方法，罗斯福总统还是第一位大规模使用广播电台的候选人和总统。

他对广播电台的利用，集中体现在“炉边谈话”上。

1933年他刚刚上任，正值美国大萧条时期，民间充满了焦虑、挫折和抱怨。

通过广播演讲，罗斯福自信、亲和的声音走进了千家万户，拉近了大众和政府之间的距离，从而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神圣感。每当听到炉边谈话，人们就仿佛看见脸上挂满笑容的罗斯福，所以有人说，“华盛顿与他们的距离，就像起居室里的收音机一样近”。甚至有民众将他的照片剪下来，贴在收音机上。

对广播电台的娴熟应用，帮助罗斯福成功当选了4任总统。炉边谈话取得的巨大影响，也成为广播史上的一个传奇。

但广播电台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某些情况下，声音可能成为一种误导。

（部分资料来源：中文维基百科“炉边谈话”条目）

电视总统：肯尼迪

1960年9月，肯尼迪与尼克松进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在电视辩论中，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准备应对国家重大挑战的领导人，尼克松给选民的印象则是一个试图战胜对手的竞争者。大多数通过收音机收听辩论的民众认为尼克松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事实恰好相反。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看得出来，是肯尼迪占了上风，他看上去更加轻松，更有自制力。而镜头前的尼克松却显出害怕的样子，脸色阴沉、不停地冒汗。在舞台背景的灯光下，身穿浅灰色西服的尼克松淡化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而肯尼迪的深色西服却在光线反差中显得十分鲜明。

两人共进行了4次电视辩论。肯尼迪最后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尼克松，成功当选。

此后，电视成为政治活动中重要的工具。电视弥补了广播“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巨大不足，但也有其弱点：一个“演”，一个看，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对观众而言，可“望”而不可“及”，没有互动可言。电视直播也常常成为一些政客作秀的工具，美国众议院的一项调查表明，电视直播增加了议员演讲的次数，有些议员甚至故意在镜头前大放厥词、以博出彩。

（部分资料来源：维基百科“肯尼迪”条目）

网络总统：奥巴马

2008年11月，奥巴马借助强大的互联网交流动员能力，战胜了共和党的麦凯恩，当选总统。奥巴马的成功，使他获得了“网络总统”的美誉，也从此开启了互联网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大规模的应用。

奥巴马在竞选中曾经收集了1300万人的个人信息和邮件地址，他如今拥有2000多万的脸谱粉丝、1000多万的推特粉丝。

麦凯恩在竞选中败北之后，也迅速反省了自己的弱点，开始投入“围脖”。他目前已经拥有170万推特关注者和87万Facebook粉丝，每天都发推特更新。作为一名75岁的政治家，他的转变之快，曾经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惊叹。

奥巴马的成功也不是特例。2010年1月，共和党布朗（Scott Brown）在麻省与民主党候选人克勒（Martha Coakley）争夺联邦参议员的席位。克勒是麻省的司法部长，麻省又是民主党的大本营，布朗和她相比，既无天时，也不占地利。但布朗占了网络上的“人和”：他在Facebook上有23万粉丝，是克勒的10倍。他和当年的奥巴马如出一辙，成功地利用了网络平台进行筹款、招募志愿者，最后当选，成为近40年来在麻省胜出的首位共和党参议员。这一系列网络传奇，令不少学者相信，候选人在互联网上的表现，甚至可以像民意调查一样，成为预测选情的温度计和水晶球。

2011年7月6日，奥巴马在白宫利用推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短短一小时，有6万多名美国网民参与了推特的互动。

2011年7月20日，共和党在推特上举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共6名候选人参加了推特辩论。在90分钟的辩论中，网民发出了16000多条新的帖子，个别问答被转发了近万次。

2012大选在即，美国的学者、研究机构、新闻媒体无不把候选人的网络人气作为研究选情的一项重要跟踪指标。

说明：2011年7月6日，奥巴马在白宫举行历史上首次推特会议。（图片来源：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候选人的网络影响力排名：

奥巴马已经铁定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他在网络的影响力也稳居第一，暂时无人可以超越。其他5位主要的挑战者均来自共和党阵营，其中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是著名的《美国之约》的作者，在1995年曾率领共和党在众议院成功夺回失去了42年的控制权，其后才有本书第6章的掺沙子法案之争。至于前参议员桑托勒姆，他曾提出《国家天气服务职责法案》，反对免费发布天气的数据，这曾经在本书第5章提及。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已经在2012年1月宣布退选。

网络影响指数引用的是美国Klout Score指数，该指数对个人在各大主要社交网站的影响力、活跃程度进行加总，然后给出一个综合评分。以上数据统计截至日期为2012年4月1日。

也就是说，两党的主要竞争者都在大规模地使用网络。竞争的重点已经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如何用”、“用得好不好、巧不巧”。

互联网在政治竞选中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交流，候选人通过它和选民展开个性化的实时对话、收集采纳民意，并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支持；二是动员，通过它发动草根力量，完成召集志愿者、募款、造势等关键的选举活动。

当前，谁能把网络交流和动员这两个功能发挥得更好、运用到极致，其竞争的核心和重点，就是数据。

可以说，这是一场数据竞争。数据收集、分析和整合的能力已经成为技术和网络竞争的关键所在。

2008年，奥巴马通过他的个人竞选网站（Barackobama.com）收集了1300万人的个人信息和邮件地址，这曾经是他在交流规模上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和2008年相比，如今的脸谱等社交网站已经不仅仅是个交流平台，还是一个记录了8亿人资料的开放“信息港”，第三方可以在上面开发新的应用并与其现有的数据直接相联，这为其他候选人提供了超越奥巴马的可能性。

奥巴马在宣布再参选以后，立即重新改版了他的个人网站。支持者一登录，便被要求提交其社交网站的账号，并询问是否能够读取其在社交网站上的档案信息，甚至索要在用户社交网页上发布消息的授权。这些举措，招招式式都是为了获取更多、更翔实完备的选民数据。

其他候选人当然也不甘落后，几乎每个候选人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网站，个别候选人甚至不惜重金，用送出纪念品的形式来鼓励选民把自己的账号和社交网站的账号挂钩相连，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展自己的数据容量，扩大未来与选民交流的规模。

与交流规模相比，交流的质量更为重要。大规模发送信息并不难，但只有挠到接收方痒处和痛处的信息才可能引起真正的关注。这就要求发送方必须了解信息受众，而不是简单地“群发”。这个方面，奥巴马已经有教训和体会。2011年7月29日，美国国会在为是否提高国家债务的上限进行激辩。奥巴马一天内连接发出十多个推特（微博），要求他的粉丝采取行动、给议员施压，催促他们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提案。但当天晚上，奥巴马的推特就流失了33000多名粉丝。奥巴马的技术团队随后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的原因，正是很多人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认为“总统在给他们发送信息垃圾”。

奥巴马的团队正在全力提高数据细分的能力。例如，堕胎问题一直是两党辩论的热点，奥巴马如果能在辩论之时，锁定35岁以下的女性进行信息交流，就可能形成稳定的观点联盟，造成声势。又比如，一谈到养老金问题，50岁以上的老人将成为第一目标群体。

除了性别、年龄之外，选民还可以按地域、种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其他维度来划分，这些维度，还可以交叉，交叉分析的维度越多，信息受众就能分得越细、瞄得越准，信息交流的效率也就越高。此外，除了数据的细分，还可以通过数据模型预测不同选民的不同需要和行为模式，最终把个性化的短信和视频通过互联网或手机送达特定的群体。

除了交流，成功的动员也离不开有效的数据支持。研究表明，选举动员的重点是争取“墙头草”或“中间派”，最有效的方式是派出志愿者上门游说，这可能将选票拉升几个百分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成为胜出的关键。如果能掌握这类“中间派”人士的基本信息甚至个人喜好，志愿者的登门游说就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所以如何在网上确定这个群体、获取他们的数据，是决定动员效率的一个关键。

自我量化（Quantified Self）：数据驱动的个人新生活

本节从奥巴马竞选的角度阐述了大数据时代对个人生活层面的影响。

但数据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竞选。近年来，数据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非常广泛，例如，2005年前后，美国开始兴起一股“自我量化”的运动。

自我量化是指利用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各种新的电子便携感应器来记录自己学习、工作、运动、休息、娱乐、饮食、心情等等个体行为的情况，就像我们需要对体重、身高、血压、心跳等物理指标进行监控一样。自我量化的主张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提高自己，我们必须要用数据来记录、研究、分析自己的行为。

其理由在于：人的感觉中存在盲点，直觉不可信任，理性思维也有局限，大脑即使有惊人的记忆力，也未必有惊人的信息加工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理性，低估情绪对我们的影响。认识自己虽然很难，但非常重要。基于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走出错觉、认识真正的自己。

2007年，著名技术活动家、《连线》杂志的主编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技术专栏作家沃尔夫（Gary Wolf）共同创办了一个网站：quantifiedself.com，该网站已经成为自我量化运动的枢纽。像数据开放运动一样，自我量化的运动现在非常活跃，在美国、欧洲频繁召开各种论坛和会议。

此外，通过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分析和整合，为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居住在同一个地区甚至拥有同一个爱好或观点的志愿者建立新的网络联系体，让支持者感觉同声同气、彼此相连，也能极大提高动员的效率和士气。

围绕数据细分的这些精细化的应用，可谓多不胜数。这种基于数据的选民细分方法，也被称为“纳米定位”（Nanotargeting）。

当然，奥巴马能否最终当选，还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如果仅仅从技术层面来考虑，这一仗争的是数据，比的是数据收集、分析以及整合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得数据者得天下。这种基于数据的竞争，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选举的领域。其实，早在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前，商业领域的数据竞争现象就引起了学界的研究和关注。

数据竞争：企业赢之道

一些公司已经把他们商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在数据收集、分析和行动的能力之上了。所有的公司都可以从他们的成功当中学习。

——托马斯·达文波特

美国信息经济领域著名的教授、世界顶尖的商业咨询顾问，2007年本书第二章提到，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堪称一个数据帝国，但大数据的爆炸，绝不仅仅局限于联邦政府。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和统计，仅仅美国的制造行业，就拥有差不多两倍于美国政府的数据。此外，美国新闻业、银行业都拥有可以和政府相提并论的海量数据。

作为全世界馆藏量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2009年拥有的电子信息总量为235太字节。从以下的图表可以看出：美国17个行业中，已经有15个行业大公司平均拥有的数据量超过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其中投资证券业、银行业、传媒业位居前三位，都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

说明：投资证券业的数据总量仅居17个行业的第7位，是因为该行业的公司主体较少（该行业拥有的1000人以上的大公司在17个行业中最少，仅111家），如果按公司为单位对比，投资证券业每一个大公司平均拥有的数据量远远超出其他行业，为3866太字节。（图表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数据来源：IDC，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alysis）

2010年，全球的企业一年新存储的数据就超过了7000拍字节，全球消费者新存储的数据约为6000拍字节，这相当于十多万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每一天，无数的数据在被收集、交换、分析和整合，麦肯锡公司认为，数据已经如一股“洪流”注入了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各个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麦肯锡公司预计，数据将和企业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一样，成为生产过程当中的基本要素。

这当然是大数据时代的独特现象。和其他的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无疑有其独特的特点。例如，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一般都有排他性，但数据很容易实现共享，而且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大；数据也不像机器、厂房一样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而贬值，相反，重复使用，它可能增值。此外，此数据和彼数据如果能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新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大幅增值。

麦肯锡的报告继而指出：

“已经有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只要实施正确的政策和激励，大数据将成为竞争的关键性基础，并成为下一波生产率提高、创新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支柱。”

这把数据的重要性提到了竞争性要素的高度。如前文所述，信息时代的竞争，不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而是知识生产率的竞争。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知识的源泉，当然也就可以创造价值和利润，可以预见，基于知识的竞争，将集中表现为基于数据的竞争，这种数据竞争，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

从数据到利润的跨越和转变：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是美国信息经济领域著名的教授，他曾经在埃森哲、麦肯锡等世界知名的咨询公司工作过，对知识经济、数据竞争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随着全球性竞争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地理优势将淡化，

各种国家和地区性的保护措施也在逐步取消，一项专利会很快地被模仿、复制、推广，创新将越来越难。但在除去这些要素之外，还有一点可以构成企业竞争的基础，那就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来开展公司的业务，这种竞争，要求公司制定流线型的商务过程，各个过程之间必须无缝隙、无摩擦地对接，并保证每一个商业决策明智、正确，在竞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

而要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以及决策正确，企业必须广泛推行以事实为基础的决策方法、大量使用数据分析来优化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通过基于数据的优化和对接，把业务流程和决策过程当中存在的每一分潜在的价值都“挤”出来，从而节约成本、战胜对手、在市场上幸存。

托马斯·达文波特：

哈佛大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巴布森学院。2000年，他被《CIO》杂志评选为“新经济十大杰出人物”；2003年被《咨询》（Consulting）杂志评选为全世界“最顶尖的25名咨询师”之一。2007年、2010年他分别出版了两本专著，阐述企业之间的数据竞争现象。

这种竞争，就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竞争。

达文波特认为，能够始终保证自己以“数据最优”的方式运营的公司将会在竞争中坚持到最后，并不战而胜，因为粗放型经营的公司最终将因为“高成本”自动出局。

这也是孙子兵法中强调的“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的制胜之道。

达文波特对美国的多个行业进行了考察，发现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以数据分析为竞争形式的企业。这些企业当中，既有网络时代的新秀，如谷歌，也有经营了百年的品牌，如宝洁。它们都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与其他企业展开竞争，同时又都是行业中的佼佼者。达文波特还相信，这两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些公司大规模地采用了数据分析的方法，他们才成为行业中的领先者。达文波特还分析了数据竞争首先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理由促使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公司争相贯彻数据分析的战略。事实上，这种以数据分析为竞争能力的公司都是各自领域的领袖，他们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对数据分析的娴熟应用。全球性的竞争正在变得更加激烈，这加剧了这种需要。和中国、印度的竞争对手相比，西方国家的公司无法在产品的成本方面获得优势，他们只能在商业过程的优化方面战胜对方。”各行各业都出现了以数据分析为竞争能力的企业：

我们再以美国的零售业为例。

2010年1月，《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数据收集意识的增强和新技术的出现，很多零售商拥有的数据量在过去3年里增加了5倍。例如，无线射频技术（RFID）开始在仓储管理中得到大规模的应用，这不仅提高了数据采集的粒度，还增强了数据采集的频度，极大地推动了该行业数据量的增长。这些数据，正在成为零售商最大的财富和资源。时至今日，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已经不是该行业局部的现象，而是穿透整个行业、深入骨髓的应用。可以说，零售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数据竞争”的空气中呼吸成长。

首当其冲的是顾客分析。每一件流到顾客手中的商品，都会在销售前台产生一条记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宏观上可以把握顾客的结构、流量、购买的周期以及不同顾客群的利润贡献率；具体到每一名顾客，可以确定其购买频率，预测其感兴趣的商品、忠诚度和流失的可能性。有了这些由点、线、面齐全的分析，零售商就可以确定最可靠的顾客群体、预测其消费意愿，主动为其提供个性化的销售和促销服务，提高销售额和利润率。

其次是商品分析。核心问题是如何为店面确定最佳的商品组合和库存量，何时导入新商品、淘汰旧商品？既有的商品如何分类上架，什么和什么应该摆在一起或者捆绑销售？节前节后、淡季旺季，甚至一天之内的不同时段每一商品该如何定价？何时降价，以何种形式促销？比如，飓风到来之前，哪些商品要提高仓储量？要提高多少？这些都是要基于数据分析才能回答好的问题。个别的分析不仅需要企业内部的数据，还需要整合来自市场、竞争者以及天气、地理情况等外部资源的数据。

再次是对供应链的分析、对运营效率的分析，这包括选择供应商，优化物流、现金流和配置人力资源等等。

这些分析，是环环相扣、一体化的。举个例子，如果导入不畅销的新商品，滞留货架，超市就可能变成“博物馆”，即使供应环节和运营效率再高，也是一场空忙；又比如，个别商品供不应求，如果库存不足或者供应链滞后，那货架就会空置，错失商机不说，也浪费了空间。

大数据将在16个方面改善零售业的运营：

说明：麦肯锡公司认为大数据将在以上16个领域为零售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如果公司运用数据得当，零售商的营业利润将提高60％以上。（表格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nalysis）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一句话，基于数据的分析和竞争已经是零售业的常态，毫不夸张地说，零售业的竞争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基于数据的竞争，数据就是企业的财富和金矿，数据分析和挖掘的能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零售业的这种状态，并不是企业界的特例。无论是横向比较行业的数据总量，还是纵向考察数据分析方法的历史渊源，零售业其实都坐不上数据竞争的“头把交椅”，前排就座的还有金融、保险、投资等领域。但零售行业的这种竞争状态证明，数据的爆炸将影响未来行业的竞争方式，未来的竞争将更加精细化，这种精细化，就体现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上。

这也表明，和互联网时代相比，大数据的时代，不仅意味着更广泛、更深层的开放和共享，还意味着更精准、更高效、更智能的管理革命。在大数据的时代，数据就是直接的财富、就是核心的竞争力，很多行业，都要相继跨入一个数据兴则企业兴、数据强则企业强的竞争时代。

下一波浪潮：从大数据到大社会

就像国家本身没有它自己的钱一样，国家也没有它自己的权力，但不幸的是，没有人清楚地明白这个道理。国家所有的权力都是社会授予的，或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向社会剥夺的，除了社会，国家权力没有任何其他的来源。

——艾尔伯特·诺克（1870-1945），美国著名作家、社会批评家

美国，作为全世界信息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也是最早迈进信息时代的国家。

信息时代，是人类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文明阶段。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信息的产生、发布、使用、整合将成为经济活动的枢纽，并对全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问世，这可以视为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起点。

1975年，比尔·盖茨创办了微软。次年，史蒂夫·乔布斯成立了苹果电脑公司。个人电脑、商业软件开始逐步走进美国的千家万户。

1993年，克林顿在美国推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千万台终端开始和互联网相连。人人上网，机机相连，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变得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互联网的普及，是美国社会开始全面迈进信息时代的标志。

但这之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停滞。新的技术和观念还在不断出现，甚至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

近20年来，商务智能、社交网站、无线传感器、云计算、语义网等等新的技术风驰电掣般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软件开源、数据开放、普适计算、软件即服务、智慧地球等等新的思想令人应接不暇，如一架高速行驶的列车，我们往往还来不及看清楚窗外的风景，就已经呼啸着越过了下一个站台。

当新技术爆发的能量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我们这个社会的时候，不少学者、研究人员惊呼：

我们正在以飞快的速度穿越我们定义的信息时代……列车将驶向何处？

1995年，美国的技术活动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出版了《数字化生存》一书，在这本全球性的畅销书里，他率先提出了后信息时代的概念，他认为：

“长期以来，我们都太热衷于讨论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转变，以致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在进入后信息时代。”

他认为，美国正在进入后信息时代。他总结了后信息时代的几个特点：一是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在后信息时代，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信息在产生、在流动，但这个时代已经有很强的信息细分能力，虽然有海量的信息在流动，但个人接受到的涓涓细流都是量身订制的；二是计算机能记住个人的细节，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将不亚于人对人的了解程度；三是时空障碍将被打破，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工作和合作。尼葛洛庞帝还认为，个人将在后信息时代获得更大的解放，国家的权力将更加分散、国家之间的界限将更加模糊。

另外一些信息学家和未来学家却认为，后信息时代的最大特点将是创新。信息的保存、加工、发布将不再是经济的重心，基于信息的创新将成为经济的先导。而且由于信息无处不在、人皆可得，后信息时代的创新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创新将走向民主化，集中表现为终端用户的创新、普通大众的创新。

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对这个全新的时代进行展望，美国信息技术学者、创业家维伟克·瓦德瓦则把这个时代称为“新信息时代”：

“以前很难找到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很快找到，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称之为信息时代。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个时代，我们正在跨入另一个全新的时代——新信息时代。”对于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虽然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和定义，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崭新的时代，并不仅仅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是由于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层渗透，引起了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改变，例如大众创新、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国家权力分散化等等，最终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解放等等。

我们也不难发现，大数据时代，已经具备了这个新时代在技术层面上几乎全部的特点：

信息高度个性化已经成为现实：商务智能已经可以帮助我们高度细分、定制信息，数据挖掘的技术可以根据用户过去的行为模式预测其信息的需要，为其配送个性化的信息，未来的语义网更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智能网络平台！

时空障碍已经打破：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在家工作、远程协作已经是平常之事，云计算又将有形的计算转化为无形的服务，计算将像水和电一样被供应和输送，再随着无线传感器的普及、普适计算的层层深入，“万物皆联网、无处不计算”正在成为现实，时空障碍将被彻底打破！

和技术层面的改变相比，社会层面的变化更加缓慢、微妙，是个渐近的过程。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察觉到大数据时代给社会带来的一些改变：软件开源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数据开放也正方兴未艾，这两股潮流正在催生、见证越来越多的大众创新——从1990年代美国街头警察梅普尔的ComStat，到2000年的CitiStat，再到Data.Gov造就的航班延误分析系统、商品召回手机查询系统、数据混搭器等等，无一不是普通人的发明和创造，毫无疑问，在大数据的时代，创新的力量正在向普通大众流动。

即使在权力分散化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英美两个国家观察到正在发生改变的端倪。

2010年7月，英国的新首相卡梅伦在深化数据开放运动的同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执政纲领。他主张将更多的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从地方政府下放到社区，从政治家下放到公民大众，让大众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建立一个“更大、更强、更好”的社会。他的新政纲确定了以下5项主要措施：

大数据时代已经具备了下一个新时代的主要特点：

1．赋予社区更多权力；

2．鼓励人们在社区活动中成为志愿者，承担更多的责任；

3．从中央政府分权到地方政府；

4．支持民间团体、基金会、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

5．公开发布政府数据。

卡梅伦认为，他的执政纲领代表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公众将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例如，邮局、图书馆、博物馆是过去政府承担的典范公共服务，在卡梅伦“大社会”的理念里，民间组织也将拥有自主经营创办这类机构的权利。目前，这种新的社会文化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卡梅伦解释说：

“你可以叫它自由主义，可以叫它授权激励，叫它自由，叫它责任。我则称它为大社会。”

“大社会”的提法，迅速成了英国社会的舆论热点，甚至被评选为英国2010年的“年度词汇”。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

国家的权力，集中表现为政府的权力，它其实来自于社会。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两者之间权力的分配，美国著名的作家、社会批评家艾尔伯特·诺克曾有一个精彩的论述，他比喻说：就像国家本身没有它自己的钱一样，国家也没有它自己的权力，国家所有的权力都是社会和个体授予的，或是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向社会剥夺的。社会和个体，才是国家权力唯一的来源。诺克还指出：

“透过公共事务的表面，我们将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断地重新调整和分布。”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对应着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和分布，当社会的形态和结构开始发展变化，原有的平衡就被打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分布就开始重新调整。

不难看出，卡梅伦的“大社会”，其核心理念就是分权、开放，其权力的重新分布，是从国家流向社会。

美国社会虽然没有出现“大社会”的提法，但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些类似的动态和迹象。

为了一份小小的白宫访问记录，一个草根组织可以直接向总统叫板，最后总统被迫让步妥协；因为大众的反对，一个又一个的中央数据银行计划反复搁浅；一次矿难可以引发全国性的问责，甚至不需要政府的解释，复杂的事实、曲折的真相可以在短时间内变得一清二楚、纤毫毕现，在自发产生的网络问责运动当中，政府已经从过去的裁判者变成了“被裁判者”。

除了这些微观层面的细微征兆，我们还能从美国最近发生的几次社会运动当中，看到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的明证。

几乎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同时，美国兴起了茶党运动。2011年9月，美国又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两次运动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前者最初是抗议税收过多，后者的直接诱因则是失业率太高。但这两次运动，都是网络推动的公民自由表达行动，和过去的社会运动相比，其表达方式和组织机理已经明显不同。

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或发言人，其组织结构不是“垂直”层级制的，而是“水平”的，完全是大众组织、大众参与，高度“去中心化”。当世界著名的思想领袖齐泽克来到抗议现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一支话筒。

两次运动的主题也是多中心的，茶党运动反对政府资助产业、支持政府透明，“占领华尔街”则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他们打出的标语和口号有：

“建立一个好的社会，我们并不需要华尔街，也不需要政治家。”

“资本主义忘记了生活是社会性的。”

“99％的人不能再容忍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

这些口号，表面上是对经济不公表达愤怒、对政治系统感到挫败，其背后传达的则是权力结构要“去中心化、水平化、社会化”的诉求。齐泽克在演讲中更是清晰地发问：“怎样的社会组织才能够取代资本主义？我们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新领袖？”

还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两场运动，都是美国制度失败的表现。

美国社会现有的治理制度，从组织上来说，还是层层授权的纵向分级制，从管理方法上看，依然是以环环相扣的流程管理为基础。联邦政府是全美最大的信息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的单位，可谓信息社会的信息中枢，但近百年来，其层级制的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但在大数据的时代，基于层级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不再适用，基于流程的管理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

这是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旦信息自由、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的，而且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数据的开放和流动，就代表着知识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权力的开放和流动，这种开放和流动，是多中心的、水平的。在这个时代，社会的主体结构将从“分层”转向“结网”，在网状传播力量的不断冲击下，个人的主体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地张扬，集中在政府的权力将开始分散，权力的最终流向，是社会、是大众、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

大数据时代正在呼唤下一波社会化的浪潮：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一个权力更分散的社会，一个网状的大社会。

美国社会正在发生这种变化。

这种社会变化，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奥巴马开放数据、开放政府的举措正是试图迎接这个挑战，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要应对好这个挑战，美国政府无疑还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