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6点时，克里夫兰大道的公共汽车到站，一位身材矮小的非洲裔美国妇女上了车，从钱包里取出10美分投入投币箱。她42岁，戴着无框眼镜，身穿一件过时了的棕色夹克。
那天是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故事发生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县。这位妇女刚结束了她在蒙哥马利集市上忙碌的一天，她在集市上一家百货公司里当缝纫女工。公共汽车上人很多，并且，法律规定，公共汽车上前面四排座位要留给白人。
当时，允许黑人坐的后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所以，这位叫罗莎·帕克斯的妇女坐到了中排的座位上，正在白人座位的后面。这个区域，什么肤色的人都可以坐。公共汽车继续向前开，上车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车上已经坐满了，而且有好些人站在了走道上，其中就有一位扶着顶部的扶手站着的白人。司机詹姆斯·F·布莱克看见一个白人站着，就对坐在帕克斯那边的黑人喊，让他们给白人让座，但是没有一个人按照司机说的做。也许是因为车厢嘈杂，他们没听到。布莱克在蒙哥马利大道的帝国剧院车站前停下车，然后向车厢中部走去。
“你们最好有自知之明，把这些座位让出来。”他说。三个黑人乘客站起来向车厢后面走去，但是帕克斯像没听到一样一动不动。她对司机说，她并没有侵犯“白人专区”，而且，只有一位白人乘客没座位。
“如果你再不站起来的话，”布莱克说，“那我就要报警让警察拘捕你了。”
“悉听尊便。”帕克斯说。司机走开，叫来了两名警察。
“为什么你不起来让座？”一位警察问。
“你们为什么要驱赶我们呢？”她反问道。
“我无法向你解释，”警察回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你被捕了。”
此刻，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但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已经开始了。这个小小的争端是一连串运动的导火索，这让民权运动从社会活动家在法院和立法机关的斗争，演变成了整个黑人社群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蒙哥马利县生活的黑人站起来不断参与到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中。结束他们运动的唯一方法，只能是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种族划分的条款从法律中删除。这场抵制运动让公交公司损失惨重，让千百万抗议者团结了起来，并涌现出了一位富有领导才能的年轻领袖（他的名字叫小马丁·路德·金），还发起了一场涉及小石城、格林斯巴勒、洛利、伯明翰的运动，最终传到了美国国会。帕克斯会成为一名英雄，会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会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告诉人们一次小小的反抗如何给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
但是故事还没结束，罗莎·帕克斯和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中心，不仅因为这是一次单独的抵抗行为，还与整个社会形态有关。帕克斯的经历昭示了社会习惯的力量，这种不假思索的行为，很多人往往是不会注意到的，但是这其中正蕴含了改变世界的力量。社会习惯能够让大街上挤满示威者，他们也许互不相识，他们也许有各自的游行理由，但是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为什么一些小小的行动会变成改变世界的运动，而另一些则无法形成规模？社会习惯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而社会习惯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就在于许多运动的根源（比如大规模的革命，或者教会中的微小波动），即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谓的三个过程，而这三个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
运动的起因是友情或者亲密的熟人之间牢固的联系所形成的社会习惯。
运动的发展在于群体的习惯，以及社区与党派之间脆弱的联系。
而运动的持续在于运动领袖让参与者形成了新的习惯，树立了新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感。
通常来说，只有当以上三过程都满足之后，一个运动才能自我推进并达到临界状态。社会变革成功的模式还有很多，而且变革的许多细节在各个时代与各种斗争中都不相同，但是，如果搞清楚社会习惯是如何起作用的，就能够解释为何蒙哥马利县和罗莎·帕克斯会成为民权运动的催化剂。
帕克斯在那个冬日的行为必然会导致她最终被捕的结果。然而社会习惯介入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罗莎·帕克斯不是第一个因违反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逮捕的黑人乘客，她甚至不是第一个在那一年违反这项法律的乘客。1946年，日内瓦·约翰逊就因与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司机就座位发生争吵而被捕。1949年，维奥拉·怀特、凯蒂·温菲尔德和两个黑人小孩因坐在白人专区并且拒绝让座而被捕。同年，两个从没有种族区分的新泽西州来的黑人青年因为坐在一个白皮肤男人和小男孩的旁边违反法律而被捕。1952年，一名蒙哥马利县警察开枪射杀了一个与公共汽车司机吵架的黑人男性。1955年，就在帕克斯被捕入狱前的几个月，克劳黛·科尔文和玛丽·路易丝·史密斯分别被捕，她们都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
然而以上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没有引起抵制或抗议运动。“其实当时在蒙哥马利县并没有很多真正的激进分子，”民权历史学家兼普利策奖得主泰勒·布兰奇对我说，“人们并没有预先计划要进行抗议或示威。激进主义只会在法庭上出现，而一般人是不会那样做的。”
年轻的小马丁·路德·金恰恰在帕克斯被捕前一年，也就是1954年时到达蒙哥马利县，他发现这个城市绝大多数接受隔离的黑人都“没有明确地表示抗议，他们不仅接受了隔离本身，还接受了随之而来的虐待和侮辱”。
那么，为什么当帕克斯被捕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呢？
一个解释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还在急速变化。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了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结果，规定在公共学校进行种族隔离为违法行为；在帕克斯被捕前6个月，最高法院颁布了法案，要求学校必须以“绝对审慎的速度” 消除种族隔离。全美上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感觉，改变似乎开始了。
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蒙哥马利县会成为民权运动的聚焦点。克劳黛·科尔文和玛丽·路易丝·史密斯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后被捕，然而她们的遭遇没有引起抗议。对于很多蒙哥马利县的居民来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只是一个遥远的最高法院的抽象名词，而它对当地是否会产生影响，或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们都无从知晓。蒙哥马利县不是亚特兰大，也不是奥斯汀或其他可能出现改革的城市，这里似乎与改革无缘。“蒙哥马利县是一座非常令人厌恶的城市，”布兰奇说，“种族歧视以其特有的方式在那里存在着。”
然而，帕克斯的被捕在城市里引发了不寻常的变化。罗莎·帕克斯与其他因违反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的人不同，她很受人们的尊重和认同。所以她的被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习惯（也就所谓的朋友义气），点燃了抗议示威的导火索。帕克斯在蒙哥马利县众多社会交际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使得她的朋友们在黑人群体的冷漠反应占上风前就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当时蒙哥马利县的民间生活由许多组成这个社会结构的小团体主导。这个县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组织目录几乎比电话簿还要厚。每个成年人，尤其是每个黑人成年人，似乎都从属于某个俱乐部、教会、社会团体、社区活动中心或者社区组织，而且通常不只加入一个。
在这些社交网络当中，罗莎·帕克斯尤其出名而且让人喜欢。“罗莎·帕克斯是少数几个被公认的无私奉献者之一。”布兰奇在他关于民权运动历史的《分开水面》一书中如此描述，“她的性格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性亮点，抵消了一群不爱交际的人带来的影响。”帕克斯的朋友和她加入的团体遍布整个城市，超越了与之相关的种族和经济阶层的界限。她是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当地分会的秘书，参加了卫理公会，并且协助管理她家附近一个从属于路德教会的青年团体。她有时会在周末去庇护所做志愿者，而其余时间会参加园艺俱乐部。在星期三晚上，她常常参加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团体，大家一起为当地医院织毛毯。她自发地为穷困的家庭当裁缝，也会为需要紧急修改礼服的富贵白人女孩提供及时的服务。她与社区紧密地连续成一个整体，因此她的丈夫常常抱怨说，她在外聚餐的时间比在家里吃饭的时间要多得多。
社会学家认为，通常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好朋友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有钱，一些比较贫穷，还有一些是来自其他种族，但总体上说，与我们关系最深厚的朋友，往往是那些性情与我们相近、收入与我们相当，并且与我们有共同背景的人。
而相比之下，帕克斯的朋友圈跨越了蒙哥马利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她有着社会学家们所谓的“强联系”。这种直接的人际关系遍布蒙哥马利，而这些不同的团体又通常不会互相接触。“这无疑就是关键了，”布兰奇说，“罗莎·帕克斯超越了黑人社区的社会层次，把蒙哥马利连成了一个整体。她的朋友来自社会各阶层，从运动员到大学教授都有。”而这种友谊的力量在她被捕入狱时立即发挥了影响。
罗莎·帕克斯在警察局里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她当时很害怕，而她的母亲也手足无措，只知道一个一个地联系帕克斯的朋友，看看谁能帮得上忙。她打电话给E·D·尼克松的妻子（即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的前主席），然后她打给她的丈夫，告诉他帕克斯需要有人帮忙保释。她丈夫很爽快地答应了帮忙，然后便打电话给出色的白人律师克利福德·杜尔，这个律师也认识帕克斯，因为帕克斯曾为他的三个女儿缝制过衣服。
尼克松和杜尔来到监狱，将帕克斯保释出来，并送她回家。他们一直在寻求改变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政策的突破口，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他们征求帕克斯的意见，希望能够将她被捕的事提上法庭。帕克斯的丈夫反对这个想法：“白人会让你不得好死的。”
但是帕克斯与尼克松在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中搭档工作了许多年。她也去过杜尔的家里帮她的女儿们为交际舞会作准备。现在，她的朋友希望得到她的帮助。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做会对蒙哥马利产生影响并且对人们有好处，”她说道，“我很乐意尽全力协助你们。”
当晚，就在帕克斯被捕之后的几个小时，她被捕的消息在整个黑人社区就已经变得尽人皆知。乔·安·罗宾逊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团体的主席兼政客，也是参加了不计其数组织的帕克斯的朋友。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团体内的许多教师也知道了，接着他们很多学生的家长也都知道了。接近午夜的时候，罗宾逊召开临时会议，发动大家在星期一参加城市公交抵制运动，而那天正是帕克斯上法庭的日子。
然后，罗宾逊偷偷到复印室里制作了许多传单。
传单上面写着：“仅仅因为拒绝向一个白人让座，又一个黑人妇女被逮捕和监禁。这位妇女将会在星期一出庭。因此，我们倡议所有黑人在星期一的时候抵制乘坐公共汽车，抗议对她的逮捕和审讯。”
第二天一大早，罗宾逊把传单交给教师们，让他们分发给学生家长还有同事。在帕克斯被捕后24小时内，她入狱的消息和抵制运动的倡议就已经散播到城市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中，这个团体就是全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蒙哥马利分会，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由一些黑人教师与他们学生的家长组成。很多收到传单的人本身就认识罗莎·帕克斯，他们有的人在教堂里曾经坐在她旁边，或者在志愿者集会时认识他，并与她成为朋友。这是一种出于友谊的本能，也是出于同情，让大家愿意去为自己喜欢的人受到不公平对待而进行斗争。研究表明，当看到一个陌生人受伤时，人们可以冷眼旁观，但是如果一个朋友受到屈辱，我们心中的愤怒就会战胜内心的惰性，让抗议行动顺利地组织起来。当帕克斯的朋友们知道她被捕，并且收到抵制运动的倡议时，这种友谊形成的社会习惯，也就是帮助我们尊重的人的自发意愿就起作用了。
之前发生的任何一起拘捕事件都有可能引发现代民权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运动，但这次运动却由罗莎·帕克斯所引发，因为她有一群数量众多、构成多元并且密切相连的朋友，当他们得知她被捕时，他们基于友情做出了自然而然的反应，循着友情形成的社会习惯，愿意对她提供帮助和支持。
人们认为抗议运动仅仅会持续一天。全世界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小规模抗议活动，而它们几乎都很快偃旗息鼓。没有人有足够的朋友来改变世界，而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行为的社会习惯的另一面如此重要。蒙哥马利县抵制公共汽车运动能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运动，是因为在帕克斯的朋友们散播出消息之后，人们的责任感迅速被激发，觉得自己有义务让黑人社区团结起来。那些基本不认识罗莎·帕克斯的人决定参与其中是因为周围人积极参与带来的压力，这种被称为“弱联系的力量”的影响，让其他人不得不加入运动。
弱联系的力量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大公司有经验的中层管理者，并且工作出色，备受尊敬。你花了很多年在公司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可以帮你招揽客户、获得建议和业内消息。你加入了教会、健身俱乐部和乡村俱乐部，还加入了你大学校友会在当地的分会。你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并且常常被邀请加入一些委员会。在你团体中的人如果听到有商业机会，他们都会与你一同分享。
现在你想象一下你接到了一个电话，与另一个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有关。如果他希望你帮忙，你会不会向你的老板为他美言几句？如果电话里的人对你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人，那就很容易做出决定。为什么要冒着地位会受影响的风险来帮助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打电话的人是你的好朋友，也一样很容易做出选择，相信你肯定会帮助他。这就叫做朋友。
然而，如果打电话的人不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一个陌生人，而是处在两者之某个位置的人呢？如果你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你们本身又不十分熟悉，你能向你的老板保证他值得老板一见吗？换句话说，你愿意为一个朋友的朋友花多少苦心与声誉来帮他获得一份工作？
20世纪60世纪后期，哈佛大学的博士生马克·格兰诺维特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了282位上班族是如何找到他们现在的工作的。他追索应聘者如何找到职位空缺，找了谁充当推荐人，他们参加面试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谁曾经提供过帮助。正如他的设想，他发现，当找工作的人寻求陌生人的帮助时，他们都被拒绝了，而如果他们向朋友求援，就会得到帮助。
更令人意外的是，正在找工作的人能够从朋友的朋友这些交情不深的人那里得到帮助。格兰诺维特将之称为“弱联系”，它代表了双方有共同的朋友的联系，而且在交际圈中有共同的成员身份，但是他们之间本身并没有被像朋友关系这种强联系直接关联在一起。
实际上，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格兰诺维特发现，弱联系的熟人通常比强联系的朋友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从弱联系那里，我们能够接触到没有加入过的交际圈。格兰诺维特调查的许多人都是通过弱联系得到新工作机会的，而不是通过好朋友。这个结论能够成立，还因为在好朋友的圈子里，大家经常进行交流，或者一起工作、阅读同样的博客。只要他们知道有新的机会，好朋友就基本上都能知道。因此，那些弱联系的熟人，甚至是半年都不见一次的人，更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些我们无从得知的工作机会。
当社会学家研究人的看法如何在社群中传递，传言如何散播，或者政治性运动是怎样开始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点：弱联系的熟人拥有的影响力通常比好朋友大，或者两者不相上下。正如格兰诺维特描述的：“没有弱联系熟人的人，无法了解其他交际圈的消息，并且会受局限，只能接触到自己圈内朋友的看法和消息。”
丧失这种机会不仅会让他们无法与最新、最前卫的社会意识接触，还会对他们找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要知道，进步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的及时性，因为要了解哪里有合适的职位空缺。
“另外，弱联系的人也许很难组织或团结发起任何形式的政治性运动……而一两个好友也许可以很快集结起来，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弱联系的人，任何这种形式的活动都很难超越这个小圈子，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发动大部分人。”
弱联系的力量能解释朋友圈内的抗议如何扩大成更大规模的社会性运动。说服数量众多的人追求同样的目标是很难的，特别当这个目标确实难以达到时就更是如此——大至用走路上班代替搭车，小至因那家公司不支持有机种植而放弃在早上喝咖啡。多数人都不会义愤填膺到放弃搭公交或者不喝咖啡，除非他们的好朋友被羞辱或者被捕入狱。所以运动发起者们总将这个特点作为工具来发起抗议，即使一些人并不真的想加入进去，他们也会按照这个模式运作。这是劝说的一种形式，并且近百年来都屡试不爽。这就是社群或者邻里之间自发建立起来的义务感。换句话说，也就是同伴压力。
同伴压力，还有督促人们达到团体预期的社会习惯，都很难清楚表述出来，因为它们的形式和表现方式因人而异，各有特点。这些并不具备个人习惯那种一贯性模式的社会习惯，最终让每个人都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然而，同伴压力的习惯也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通常在弱联系的人之间传播，并且在共同的期望之下树立起威信。如果你忽视邻里间的义务感，如果你对社群的既定模式不屑一顾，你很可能失去你的社会地位。你会危及自己获得很多社群福利的资格，比如你没法参加乡村俱乐部、校友会或者教会，而这些正是你社群福利的前提。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向打电话找你帮忙的人伸出援手，他可能会向他的网球搭档抱怨，而他的搭档可能又会在更衣室里向另外一些人诉说他的抱怨，恰好那些人就是你想要发掘的客户。然后，这些客户就可能对你的印象大大减分，也许不再回你的电话，因为你有不与别人合作的前科。在球场上，同伴压力是很危险的。在成年人的生活当中，同伴压力是生意成功和社群自我管理的关键。
这种同伴压力本身并不足以维持运动的进展，但是当友谊的强联系和同伴压力的弱联系相融合，它们就能创造出惊人的能量。这时候，大范围的社会变革就发生了。
要知道强联系和弱联系会怎样推动一场运动，我们可以快进到罗莎·帕克斯被捕之后的9年，此刻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年轻人自愿冒险参加民权运动。
1964年，全美范围内的大学生（包括不少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北部大学的白人学生）申请一个名为“密西西比夏日计划”的项目。这是一个为期10周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南部进行黑人选民登记。这个计划后来被称为“自由夏季运动”，而很多申请人都意识到这个活动蕴含着风险。在计划开始实施前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里的文章充斥着会发生冲突的预言（而这些预言甚至准确得有点恐怖，就在计划实施后的一个星期，白人组成的治安维持队在密西西比的朗代尔杀害了三名志愿者）。这种死亡威胁让很多学生退出了计划，尽管他们都已经申请加入，但最后还是退出了。当初有1 000多名申请者通过，而当6月份要出发去南部的时候，有300多人退出了。
20世纪80年代，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想找出这些人参加和退出自由夏季运动的原因。他从阅读720名申请者的申请书开始着手。每一份申请书至少有5页纸。申请者要说明他们的背景，他们想要去密西西比的原因，还有他们在选民登记方面的经验。他们被要求提供自己所参加组织的一些组织者的名单，以便他们被捕时能够联系这些人。这些申请书当中有论文和推荐信，有一些还有面试记录。
可以看出，申请加入这个计划并不是心血来潮。麦克亚当的最初假设是，与退出的学生相比，最终去了密西西比的学生很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造成了参与情况的差别。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他将申请者分为两组。第一组是以“自我利益”为密西西比之行的动机（例如“考验自我”“、加入这场运动”，或者“了解南部的生活方式”等）的人。第二组是有“其他目标”的人，例如“改善黑人的生活”，“协助真正民主的全面实现”或者“证明社会变革能由非暴力力量实现”。
麦克亚当假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意识到这场自由之夏运动的危险后更可能选择退出，而有其他目标的人更有可能坚持参加运动。
但这个假设是错的。
数据显示，抱着“自私”和“无私”理由而去南部的参与者数量相当。动机的不同不能够解释“参与者与退出者之间的任何明显差异”。
接着，麦克亚当将申请者的机会成本进行了对比。也许那些退出的人有丈夫或者女朋友阻止他们去密西西比？也许他们有工作，不能申请到两个月的无薪假期？
又错了。
“实际上，结了婚或者有一份全职工作增加了申请者去南部的可能性。”麦克亚当总结说。
他只剩下一个假设了。每个申请者都被要求列出他们在学生组织和政治组织当中的成员关系，至少举出10个他们希望能够在活动中保持联系的人。麦克亚当考察了这些列出的人名，将它们制成图表以看清每个申请者的社会关系网。对比了俱乐部会员资格后，他就能找出哪些申请者的朋友也一同申请了自由之夏活动。
在他完成这步工作后，他终于弄清楚了为什么有些人坚持参加，而有些人会退出：这是由于社会习惯，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由于在交际圈中的强联系和弱联系在起作用。参加自由之夏的学生所在的社区中的好朋友与普通熟人都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参加。那些退出活动的申请者也有参加一些社群，但是这些社群有所不同，它们不足以形成能够鼓动这些人去密西西比的社会压力和社会习惯。
麦克亚当对我说：“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其中一个递交申请的学生，你报名参加自由之夏活动，与5个最好的朋友一起填了申请表并且感到自己真正充满动力。
“现在，6个月过去了，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所有杂志都预言说密西西比会出现暴力行为。你给你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劝你留在家。此时，你会重新考虑去密西西比的决定，那完全是正常的。
“然后，你在学校里碰上一群与你在同一个教会的人，他们对你说，‘我们正在组织包车，我们在哪里接你呢？’这些人并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是你会在俱乐部聚会或者在宿舍楼里看见他们，而且他们在你的交际圈中是重要的。他们都知道你已经通过筛选，加入了自由之夏活动，而且你说过你想去。如果这时候退出，那你就要自求多福了。你的社会地位会大大下降。即使你有别的想法，但是如果你退出，这个就是你要直面的后果。你会失去人们的尊重，而这些人对你的看法又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
麦克亚当考察了那些有宗教信仰的申请者，例如那些引述“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这句话作为他们申请动机的人。他发现虽然各人参与的程度不同，但在那些提及宗教信仰并且加入了宗教组织的申请者当中，有意向参加的人最终都成功出发。一旦他们的团体知道他们参加自由之夏活动的申请已通过，那么他们就不可能退出了。
另一方面，麦克亚当考察了申请获得了通过但没有去密西西比的申请者的交际圈。他们也一样加入了学校的组织，也一样参加了俱乐部，并且也在意他们在社群中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团体从属的组织，比如校报或者学生自治组织、学术小组和联谊会，都对他们有不同的期望。在那些团体当中，一些人会退出自由之夏活动，而他们在主流社会层次中的地位受到的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受到影响。
面对在密西西比会被逮捕（或者其他更糟的情况）的可能，也许大多数学生都会再三犹豫。然而，一些人所在的团体有督促他们参与运动的社会习惯，这种习惯来自朋友的期望和普通熟人的同伴压力。所以，不管他们有过怎样的犹豫，最终他们还是会登上去密西西比的班车。而其他人，即使他们也关注公民的权利，但他们属于另一类团体，这些团体的社会习惯会与之有一些区别。所以他们会想，我还是留在家好了。
罗莎·帕克斯在早上被保释后就离开监狱了，E· D·尼克松给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牧师小马丁·路德·金打了一个电话。这时刚过早上5点，尼克松没有礼貌性地打招呼，也没问有没有吵醒了金两周大的女儿。金一接电话，尼克松就陈述起帕克斯被捕的事件，告诉他帕克斯怎样因为拒绝让座而被丢进监狱，还有他们准备将她的案件提上法庭，并在星期一抵制城市公交车的计划。那时候，金26岁，他来到蒙哥马利县才一年，并且仍然在思考他应该在社群中扮演什么角色。尼克松寻求金的支持，并希望他能让他们用他所在的教堂作为当晚进行抵制运动的集会场所。金担心被牵涉得太深。“尼克松兄弟，”他说，“让我考虑一下，你晚些再给我打电话吧。”
但是尼克松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向金的好朋友拉尔夫·D·阿伯内西求助，何伯内西跟金有很深的交情。他希望阿伯内西帮他劝服年轻的牧师参与这场运动。几个小时后，尼克松再打电话给金。“我决定参加运动了。”金说。“很高兴你做出这个决定，”尼克松说，“因为我已经跟18个人说今晚来教堂集中了。如果你不在场的话，那就不好了。”就这样，金担负起了新组织主席的责任，负责协调这次抵制运动。
星期天，也就是帕克斯被捕后的第三天，在与金和新组织里的其他成员进行会谈之后，城市里的黑人牧师向他们的会众传达说，城市里的所有黑人教会都同意参加这个为期一天的抗议运动。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如果教区居民对此次运动袖手旁观，那教会将颜面无存。在同一天，该市的报纸《广告商》发表了一篇关于“蒙哥马利黑人组织了一次‘高度秘密’会议，计划在周一实施抵制城市公交车的运动”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印发了许多传单，而这些传单通过女仆们传到了白人妇女的手中。在城市里的黑人社区中，这些传单“漫天飞舞”。文章对运动进行了预测，预言说每一个黑人居民都会加入到运动中去。这篇文章发表时，仅仅只有帕克斯的朋友们和牧师们以及抵制运动的组织者公开表明会参与抗议。但是，城市里的黑人居民读了这篇文章后，正如白人读者一样，他们都以为，其他人都已经加入运动了。
很多坐在长凳上阅读报纸的人私底下都认识罗莎·帕克斯，当然也愿意出于和她的友情而参与抵制运动。其他人不认识帕克斯，但是他们能感受到整个社区在团结起来支持她，如果他们在周一去乘公交，那看上去会十分别扭。“如果你要上班，”一张教堂里派发的传单上写着，“那么就打的，或者拼车，或者走路吧。”然后，人们都听说抵制运动的领袖们说服了所有黑人出租车司机，或者说迫使他们同意周一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来接送黑人乘客。这与坐公交车的费用相同。社区中弱联系的力量将所有人联合了起来。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你不加入抵制，那你就是异类。
到了星期一早上，金在黎明前就已经起床喝咖啡了。他的妻子科雷塔坐在窗前，等待着第一辆开过的公交车。她看到南杰克逊公交线上的车头灯时叫了起来，这辆通常装满一车的女仆的公交车此时空空如也。下一辆公交车也没有乘客，再下一辆也如此。金开着车开始四处转，到其他线路上观察情况。在一个小时内，他看到只有8个黑人坐在公交，而一个星期前，他会看到不下百人。
“我十分欣喜，”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写道，“一个奇迹发生了……蒙哥马利县的大街上，男人们骑着骡子上班，还有几辆马车在跑……人们都围在公交车站，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刚开始，他们静静地站着，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开始对着空的公共汽车欢呼，对着它们开心地开玩笑。一些喜欢热闹的年轻人还唱道，‘今天没有乘客’。”
那天下午，在教堂路的法庭里，罗莎·帕克斯被判违反了该州的隔离法。500多名黑人挤在走廊和大楼前等待着判决。这场抵制和法庭中的临时集会是蒙哥马利县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政治性运动，在5天内就达到了高潮。“这场运动由帕克斯最好的朋友发起，但是后来它爆发出强劲的力量，”金和其他参与者回忆道，“因为在社群中，人与人之间都讲义气，这就是弱联系的社会习惯。整个社群在这种压力下联合起来，因为人人都害怕别人因为自己不肯参与运动而不与自己交朋友。”
有很多人参加了抵制运动，尽管他们可能并没有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金和司机以及其他人可能在没有强联系和弱联系的影响下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是对于全城成千上万的人中，如果没有社会习惯的刺激，他们是不会决定不坐公共汽车的。金后来写道：“曾经沉默安静的黑人社群如今完全觉醒了。”不过那些社会习惯本身还不足以将为期一日的抵制运动拓展成今后旷日持久的运动。在那几周里，金毫不掩饰自己担心大家的觉醒是否坚定，他觉得“黑人社群继续这场斗争的能力”有多强依然是个问题。
那些担心最终都烟消云散了。金和其他无数运动的领导者一样，会把指导斗争的重担从自己手中转交到追随者的肩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新习惯转移给他们。金将启动运动模式的第三步，而这一次，抵制运动将变成一种永久持续下去的力量。
灵性成长：习惯让精神丰满
1979年夏，罗莎·帕克斯被捕时才一岁的神学院白人学生瑞克·沃伦如今已经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在自己得克萨斯州的家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地图，从西雅图到迈阿密，一个一个地圈出美国的主要城市。
瑞克·沃伦是一位浸信会牧师，妻子已经怀孕，银行存款不到2 000美元。他想在没有加入教会的人中间发展新的教众，但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他告诉我说：“我觉得我会去神学院的同学都不会去的地方。”他整个暑假都在图书管理研究人口普查记录、电话本、报纸文章和地图。他的妻子怀孕9个月了，所以每隔几个小时，沃伦就会跑到公用电话那儿打电话回家，确定妻子还没有开始分娩后再回去埋头苦读。
某天下午，沃伦将视线停在了加州奥兰治县一个叫马鞍峰的地方。沃伦读的那本书说，该地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州中发展最快的县里发展最快的地区。该地区有几个教会，但规模都比较小，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沃伦饶有兴趣地联系了南加州的宗教领袖，他被告知很多当地人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并不参加教会的活动。沃伦后来写道：“在大学图书馆那个满是灰尘、光线昏暗的地下室里，我听到上帝跟我说‘这就是我要创办教会的地方’，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目的地就定了下来。”
沃伦在此5年之前就着手寻求在缺少教会的地方发展了，那时候他在日本传教，他当时在一份基督教杂志上看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此人危险？”的文章。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位叫唐纳德·麦加夫兰的作者，他一直致力于在那些非基督教国家发展教会。麦加兰夫理念的核心是告诫传教士应该要模仿其他成功运动的战术，通过引导人们的社会习惯来传教，比如民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模仿对象。麦加兰夫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固定的目标是让整个社会，也就是所有人皈依基督教，或者让大部分人皈依，这样才可以使个人的社会生活不会受到破坏。”只有“帮助人们在社会关系正常的情况下信奉基督的”福音传道者，“才有机会解放大多数人民”。
那篇文章以及后来麦加兰夫的书，让里克·沃伦顿悟。如果用常人的逻辑来判断，最终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奇迹。可以说，沃伦此刻明白了宗教应该经过“营销”才能壮大，“营销”这个词应该最能描述整个过程。
麦加夫兰设计了一个策略，让教堂的建造者们用群众的“语言”和他们交流，以此创造出用来做礼拜的地方。在这里，教友们可以见到他们的朋友，听熟悉的音乐，而且还能在可以理解的语境中学习《圣经》。麦加兰夫说，最重要的是，牧师们需要让一群人一起皈依教会，而不是一次一个，这样一来，社群的社会习惯能鼓励大家参与教会，而不是让人敬而远之。
12月，沃伦从神学院毕业以后，他的孩子出世了。沃伦把全家人和全部家当装上了一辆U-HAUL租赁卡车，驱车去了奥兰治县，租了一栋小洋楼。他的第一个信徒小组吸引了7个人参加，地点就在客厅里。30年后的今天，马鞍峰教会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之一，教区拥有超过两万教徒。这些教徒每周会去占地120英亩的教会场地和6个分支场地。沃伦的一本书《标杆人生》卖出了3 000万本，成了历史上最畅销的书之一。另外，还有上千家其他教会模仿他的方法。在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沃伦受邀为他进行祈祷。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
马鞍峰教会发展起来并获得成功的核心，是他们对社会习惯力量的有着基本的信仰。
沃伦告诉我：“我们一直在努力思索应该如何让信仰变成习惯，让它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如果你是靠吓唬别人来让他们信仰基督，这样是不会长久的。”要想让人们使自己的灵性成熟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教会他们信仰的习惯。
“一旦习惯形成，他们在精神上就可以自给自足。人们笃信基督并不是因为你让他们去信，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原因。”
沃伦初到马鞍峰时，花了12个星期的时间，挨家挨户地介绍自己，询问陌生人为什么不去教堂。很多人的回答非常实际，他们说之所以不去是因为觉得无聊，音乐糟糕，布道的内容似乎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而且小孩需要有人照顾，他们不喜欢穿戴正式地去教堂，教堂里的长凳也不舒服。
沃伦的教会准备挨个解决这些抱怨。他告诉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穿短裤和夏威夷海滩衬衫去教会。他还在奏乐的乐器中安排了一把电吉他。沃伦的布道一开始就集中在现实问题上，题目诸如“如何应对挫折”、“怎样让自己感觉良好”、“如何让家人健健康康”、“在压力下怎样生存”等。他的课程浅显易懂，关注日常的现实问题，而且教友离开教堂后可以很快学以致用。
效果开始显现了。沃伦为了教会的活动租下了学校礼堂，还为教友的聚会租了写字楼。教会的人数达到了50人，然后是100人，不到一年就达到了200人。沃伦每周工作7天，每天18个小时，不停地接教友的电话，为他们上课，进行家访，为教友提供婚姻咨询。他在闲暇时间也总是在找新场地以满足教会不断壮大的规模。12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沃伦在11点的礼拜仪式中站起来布道。他觉得有点头晕眼花，于是抓住演讲台开始讲，但是他看不清讲稿上的字。然后，他觉得自己要倒下了，于是赶紧稳住自己，并向教会唯一的员工，也就是助理牧师示意，要他到讲经台上去。
沃伦跟大家说：“各位，很抱歉，我不得不坐下了。”
沃伦患有多年的焦虑症，偶尔还会有抑郁症，朋友都说他有时候听起来有些轻度抑郁，但他以前从来都没这么严重过。第二天，沃伦和家人开车去了亚利桑那州，他妻子一家在那边有房子。慢慢地，沃伦好转了。他有时候会睡上12个小时，然后穿行沙漠，祈祷，试着弄清楚为什么有时恐惧会击倒自己，让自己无能为力。他脱离教堂休息了将近一个月，然而他的抑郁变成了严重的抑郁症，这比他经历过的任何情况都要糟糕。他不确定自己今后是否还能健康地回到教会主持工作。沃伦适合当牧师，他是一个喜欢顿悟的人。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图书馆读到麦加夫兰在杂志上的那篇文章时，就曾经顿悟。这次穿行沙漠，他又顿悟了一次。
上帝告诉他说：“你只需要把精力放在大家身上，由我来造好教堂。”
不过和他之前的顿悟不一样，这一次他并没有突然间就清晰地看到要走的路。沃伦在抑郁中又挣扎了几个月，此后，在他人生的多个阶段里，他还要经历同样的过程。不过，那一天，他做了两个决定，其一是他要回到马鞍峰，其二是他要想出让教会更高效运转的方法。
沃伦回到了马鞍峰，他决定要将几个月前就开始的小实验拓展一下。他希望这能让教会更易于管理。他从来都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教室，能让所有到访的人都参加查经活动。于是他请几位教会成员在他们家里办查经班。他担心有人抱怨说怎么要去别人家里，而不是在正规的教堂教室中学习，不过教友都说他们很喜欢这样，小型聚会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自己的邻居。于是，沃伦回到马鞍峰之后便将所有的教会成员分配成一个又一个的小组，这些小组每周聚会一次。这是他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这种做法将参与教会活动从一种决定变成了一种习惯，而这利用的正是已经存在的社交欲望与社交模式。
沃伦告诉我说：“现在，要是有人周末在马鞍峰看到一大群人，就会想到这是我们的成就。不过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教会每周95%的活动都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教会聚会和教友小组就像组合拳。集体聚会提醒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亲密朋友间的小组聚会让你把精力放在如何加强信仰上，二者像胶水一样将教友和教会连接在一起。我们现在有超过5 000个教友小组，这是唯一能管理好这种规模教会的办法。否则，我会忙到过劳死，而95%的教友根本无法得到他们来此寻求的照料。”
正是这种模式推动了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抵制运动，而沃伦在不知不觉间复制了这一切，当然他是反过来做的。蒙哥马利县的抵制运动始于认识罗莎·帕克斯的人，等到社群的弱联系促使大家参与时，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在马鞍峰教会，则是反过来的。人们是因为社群的归属感和教友之间的弱联系而被吸引去教会的。在加入教会后，他们便组成了由邻居组成的小组，就像培养皿一样，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培育出强联系，这样人们的信仰就会变成他们社会经历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创造这些小群组还不够。沃伦问大家在别人的客厅里都讨论了什么话题，他发现他们讨论《圣经》以及祈祷的时间只有10分钟，剩下的时间都在聊孩子或者八卦。然而沃伦的目标不仅仅是帮助人们结交新朋友，而且要建立起有忠实信仰的社群，鼓励人们接受基督的教导，并且让信仰成为生活的核心。他的这些小群体创造出了强联系，但却缺少人指导，这让它们变得和喝咖啡闲聊的集会没有区别。这些小组没能满足他心中的宗教期望。
沃伦回想到麦加夫兰，他的理念是如果能够教会人们养成基督徒的习惯，那么他们就会像基督徒一样生活，而不需要不断地指导与照顾。沃伦不可能挨个指导每个小组，他没办法让这些小组的每一次对话都集中在基督而非聊最新的电视剧方面。但是他发现，如果让人们养成新的习惯，他就不用事必躬亲了。那样的话，大家齐聚一堂时，会本能地讨论《圣经》，一起祈祷，践行自己的信仰。
沃伦设计了一系列教会上课和小组讨论时可以进行的活动，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教友们养成新习惯。
马鞍峰教会课程手册中写道：“如果你想具有基督一样的秉性，你就要培养出基督拥有的习惯，我们所有人都是有习惯的……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你改掉坏习惯，养成能够让你成长得像基督的习惯。”每一位马鞍峰教会的成员都被要求在“成熟圣约卡”上签名，保证会遵循三大习惯：第一是利用每天静下心来的时间反思与祈祷，第二是上交个人收入的10%，第三是参加教友小组。让大家养成新习惯成为了教会的工作重心。
沃伦跟我说：“一旦我们这样做，灵性成长的责任就不在我肩上了，而是由你们来承担。我们已经给了你们方法，不需要去指导们你，因为你们正在指导自己。这些习惯变成了人们新的身份，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要提供支持，然后放手让你们去发展。”
沃伦发现他可以像小马丁·路德·金让抵制运动越变越大一样来拓展教会,做法就是将强联系和弱联系结合起来。将教会转化成一场运动，要让教会的规模达到两万教友和数千牧师，这就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使这种拓展自发地进行下去。沃伦得让大家养成带着信仰生活的习惯，并且这种习惯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而是因为他们自身形成的。
这就是社会习惯驱动运动的第三个方面，即要想让一个理念扩展到社群之外，就必须让整个扩展过程能够自我推动。而实现这一点最靠谱的方法就是：要让人们养成可以帮助他们找到自我方向的新习惯。
随着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从为期几天扩展成一周，然后一个月、两个月，蒙哥马利县黑人社群的热情开始降温了。
警察局局长引用法律条例，要求出租车司机必须收取最低车费，并威胁说要逮捕那些用折扣价送黑人上班的出租车司机。抵制运动的领袖对此的回应方式是让200名志愿者参与拼车。警方开始开罚单并骚扰在拼车点拼车的人。司机在压力下开始退出运动。金后来写道：“车越来越难打了，很多人在抱怨。我的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门铃也很少消停过。我开始怀疑黑人社群是否有能力将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有天晚上，金在教堂布道时，一位领坐员紧急跑了进来，说金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在家时，有一颗炸弹在房子边爆炸。金跑回家，围观的数百位黑人还有市长以及警察局局长都向他致意。他的家人安然无恙，但是房子前面的玻璃都碎了，在门廊那儿还有个炸弹炸出的大坑。如果有人在炸弹爆炸时走进屋子前厅的房间，那就可能被炸死了。
金在评估自己的损失，周围的黑人则越聚越多。
警察开始要求人群散去。有人推搡了一位警察，有人向警察丢瓶子。一位警察挥舞警棍打人。警察局局长是反对抵制运动的（几个月后他公开宣布支持种族歧视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此时他将金拉到一边，要求他采取措施，阻止暴乱的发生。
金走到屋子的门廊处。
他对人群大声呼喊：“不要恐慌，不要用武器。使用暴力最终将引火烧身。”人群冷静了下来。
金继续说：“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爱我们的白人兄弟，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历经千年至今依然回荡在我们耳际，那就是‘爱你们的敌人；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迫害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金一直都在传递非暴力运动的信息。这一主题源自圣雄甘地的著作和耶稣的布道，是很多人在这种语境中未曾听过的，即对非暴力活动的恳求、压倒一切的爱以及对敌人的宽恕，还有这将会带来胜利的承诺。很多年来，民权运动都是靠战斗和斗争的语言来表达、延续的。运动中有竞争，也有挫折；有胜利，也有失败，这一切要求大家重新站起来去战斗。
而金现在让大家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整个运动，他说这不是一场战争，友爱才是主题。
同样重要的是，金换了一个新角度阐释了抵制运动。他说这不仅仅是公共汽车上的平等问题，而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同样的事情让英国结束了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让美国结束了奴隶制，而这让基督死在了十字架上，这样他就能带走我们的原罪。这场运动很久以前早就开始了，如今只是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已。
因此，这场运动需要新的应对方法、不同的策略，参加的行为也要不同。它需要参与者能够拥抱敌人。人们可以通过接受金一直在宣传的新习惯来显示自己对运动的忠诚。
金在炸弹爆炸的那一晚对人群说：“我们必须用爱来面对仇恨，如果我不行了，我们的事业也不会停止。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我们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金说完之后，人群安静地散开回家。一位白人警察后来说道：“如果不是那个黑牧师，我们可能都死于暴乱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又有24位司机报名参加拼车行动。往金家里打的电话变少了。大家开始自发地组织、领导并推动这次抵制运动。后来在其他抵制运动的组织者家旁边也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危机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蒙哥马利县的黑人都只是注视着然后散开回家，而没有诉诸暴力或正面冲突。
不仅是在对暴力行为回应时，这种自我主导的团结在其他时候也变得越发明显。教会开始每周举行集会，有时候每天晚上都有。泰勒·布朗克告诉我：“在爆炸之后，他们开始喜欢金博士的演讲，他们接受了基督教的教导，并将之用在了政治上。那场运动是一个传奇，要让运动奏效，就得改变每个人的身份。蒙哥马利县的人必须学会新的行为方式。”
这很像匿名戒酒互助会，该会从小组集会中汲取了力量。正是在那里，成瘾者养成了新习惯，在看到别人展示自己的信仰后中，自己也开始相信了。蒙哥马利县的公民在大型聚会中学到的新行为，让运动得以拓展。布朗克说：“大家跑去围观，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处理的，你开始觉得自己是庞大社会的一部分，不久之后，你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在抵制运动开始的3个月后，蒙哥马利县的警察开始采取大规模逮捕的方式来阻止这场抵制运动，这时黑人社群已经对警察的镇压选择了友爱的态度。大陪审团起诉了90人，所有这些人几乎都主动跑到法庭要求逮捕自己。有些人还跑到警察局看看自己的名字在不在起诉名单上。金后来写道：“那些没找到自己名字的人觉得很失望，曾经被恐惧影响的人们如今已经彻底变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运动的蔓延，一波又一波的凶杀、袭击、逮捕与殴打接踵而至，抗议者们没有用暴力回击或者后退，或是用策略来反击（在蒙哥马利县成为运动参与者的中流砥柱前，人们是这样做的）——他们只是站着不动，告诉那些白人警察说自己会在他们的仇恨消失时原谅他们。
金写道：“对手的策略不但没有停止这次运动，反而给了运动更大的动力，让人们更加团结了。他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群可以哄骗或者会屈服于白人意愿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付的黑人已经无所畏惧了。”
当然，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之所以可以成功，之所以会点燃席卷美国南部全境的运动，背后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社会习惯的第三个方面。金的理论中嵌入了一套新行为，可以将运动的参与者转化为能够自我引导的领导者。我们传统上并不认为这是习惯，但是，通过给予示威参与者一种新的自我身份感，金把蒙哥马利县的斗争换了一个样。示威游行在人们的积极参与下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因为这些人已经在主导整个历史事件。这种社会活动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自发性行为，而且扩散到了其他地区。与金素未谋面的学生与示威者已经可以通过观察参与者的习惯性行为来领导这场运动。
1956年6月5日，联邦法官判决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种族隔离法违反宪法。这已经是帕克斯被捕一年之后，县行政机构对此判决不服，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结果12月17日，最高法院终审维持原判。3天后，县里的官员接到命令，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取消隔离的做法。
第二天早上5点55分，金、E·D·尼克松，拉尔夫·艾伯纳西以及其他人在时隔一年多以后首次乘坐公共汽车，而且都坐在了前排。
白人司机问：“我觉得你就是那位备受尊敬的金，对吧？”
“没错，是我。”
司机说道：“今早您能坐我们的车，我们感到很高兴。”后来，美国有色人种民权促进协会的律师（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说，抵制运动与蒙哥马利县公共汽车上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关系不大，是最高法院不偏不倚地修改了法律。
马歇尔说：“他们上街游行那么多次都是徒劳的，他们只需要等着，等到公共汽车这个案子一层一层往上走，根本不需要花这么多工夫，忧心忡忡地去抵制。”
不过马歇尔在最重要的地方错了。蒙哥马利县的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催生了一套社会习惯，这套习惯很快扩散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以及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民权运动变成了一波静坐抗议与和平示威的浪潮，参与者就算被暴打，也依然保持克制。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股浪潮已经席卷了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国会。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将所有形式的种族隔离以及针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歧视全部列为非法行为，他当时把参与民权运动的人等同于国家的缔造者，而这种类比在10年前会结束他的政治生命。他面对摄像机说：“188年前的同一个星期，一小群勇敢的人为了自由开展了长期斗争。现在我们这一代美国人响应召唤，继续不懈地为维护国内的正义而奋斗。”
运动并不是因为大家突然作了同样的决定而出现的。他们依靠的社会习惯模式一开始是作为友谊的习惯存在的，在社群习惯中成长，并由改变参与者自我感的新习惯维系。
金在蒙哥马利县运动刚开始时就看到了这些习惯的力量。他在终止暴力反抗活动的那天晚上，面对教堂里拥挤的人群说：“在大家散去之前，我不得不提醒你们前路凶险。”在那之后金还要面对几乎持续了10年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是已经曙光在望。他说：“我们要重新乘坐公共汽车了，让我们内心拥有足够的爱，将敌人变成朋友。我们必须从抗议转向和解……有了这种献身精神，我们就能够脱离人与人之间缺乏仁爱的阴冷孤寂的午夜，迎接自由与正义那光芒耀眼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