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极尽详细地介绍了重商主义的产生背景、观点主张、政策建议和错误所在。在分析重商主义的错误时，本书只是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指出重商主义者把黄金等同于财富是错的，以及贸易顺差的不可持续性，却未对另一个重要观点“贸易是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做出批判，这是因为有关的批判要留到这里介绍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再进行。事实上，斯密的这个理论，就是针对重商主义的这个错误提出的。

§1 局部均衡分析

先看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再转向能直接反映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所谓“局部均衡分析”是指只分析市场的一个局部，其他部分归为“其他因素不变”之列。而一般均衡分析则是指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没有假设为不变的其他因素。严格来说，这世上不可能，也没必要进行真正的一般均衡分析，因为世界上的局限条件如此之多，全部考虑在内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所以，所谓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都只是相对而言。具体到国际贸易领域，所谓的局部均衡分析是指只分析一种产品的情况，而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分析两种产品的情况。那么先来看局部均衡分析，如下面的图3–1。这分析把整个世界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本国，其二是外国（本国之外的国家）。古典与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都使用两个国家的模型，这假设乍一看很远离事实，但并非如此。一方面，两个国家的假设可以在解出基本模型之后放宽到多个国家；另一方面，只要把本国之外的所有外国看成一个国家，则两国模型无须放宽有关假设就能反映现实。

图3–1

这里有三张图，最左边的是作为进口国的本国国内市场，最右边的是作为出口国的外国国内市场，中间的图是国际市场。中间的图是从左图和右图推导出来的，因此要先看懂左图和右图，才能明白中间的图。

先看左图。如果该国是自给自足的话，那么根据供求理论可知，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的价格（2 000元），从而决定了均衡的数量（40单位）。然而，当该国参与国际贸易，就意味着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打通了，国内通行的将是国际市场的价格。而国际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是1 000元，比没有贸易时的均衡价格2 000元要低。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下降大大地刺激了消费者增加需求量——由图可见，从原来的40单位增加到65单位；另一方面，价格的下降也大大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得供应量从原来的40单位减少到15单位。这样看来，国内市场是供不应求的，有50单位（=65–15）的缺口。怎么办？用进口来弥补呗！于是，进口量就是50单位。

以同样的逻辑去分析右图。如果该国是自给自足的话，那么根据供求理论可知，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均衡的价格（700元），从而决定了均衡的数量（50单位）。然而，当该国参与国际贸易，国内通行的将是国际市场的价格。国际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如前所述，是1 000元，比没有贸易时的均衡价格700元要高。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上升刺激了生产者增加供应量——由图可见，从原来的50单位增加到75单位；另一方面，价格的上升也打击了消费者的热情，使得需求量从原来的50单位减少到25单位。这样看来，国内市场是供过于求的，有50单位（=75–25）的剩余。怎么办？拿去出口呗！于是，出口量就是50单位。

进口量与出口量都是50单位，因此这1 000元的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均衡价格。所以这1 000元不是随便假设出来的，而是推导出来的。怎么推导？那就要看中间的那张反映国际市场的图。这中间的图里也有一条需求曲线与一条供给曲线，但这两条曲线不是随手画的，而是分别根据左、右两图推导出来的。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方是谁？当然是进口国。反之，供给方呢？那就是出口国。因此，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曲线是根据左图的情况推导的。为什么需求曲线是从纵轴为2 000的点开始呢？因为当价格是2 000元时，左图中的进口国市场是供求平衡的，没有进口的需求，对国际市场的需求量就是0。两点决定一条直线，再多找一个点就能作出需求曲线。那就找价格是1 000元时的那个点吧。价格是1 000元时，进口国市场的供求缺口是50单位，也就是对国际市场的进口需求量是50单位，在这中间的图里标示出来就是E点。两点连起来就作出了国际市场上的需求曲线。

根据同样的逻辑，可以作出国际市场上的供给曲线。当价格是700元时，出口国的国内市场是供求平衡的，没有出口，对国际市场的供给量就是0。再找价格是1 000元时的点，出口国市场供过于求时的剩余是50单位，也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出口供给量是50单位，也是E点。两点连起来就作出了国际市场上的供给曲线。两条曲线相交于E点，决定了均衡的国际市场价格，从而决定了均衡的国际贸易数量。国际市场上供求平衡，就是进口国的进口量等于出口国的出口量。

以上只是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均衡状态是怎么实现的。下面还要进一步分析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也就是哪个国家获益或受损，国家之内哪些人获益或受损。

用“消费者盈余”与“生产者盈余”就能分析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及其分配。事实上，国际贸易理论中都是使用这两个概念来进行福利分析的。下图跟前面的图是一样的，只是标上了符号。这次先看中间的图。由图可知，价格线FE之上的三角形是消费者盈余，而消费者是进口国，因此它反映的是进口国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FE之下的三角形是生产者盈余，而生产者是出口国，因此它反映的是出口国从国际贸易中的获益。这就从几何上证明了，重商主义说贸易是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出口才获益、进口是受损，都是错的！

图3–2

同样的分析可以用图3–2来进行。先看左图，对进口国的消费者来说，没有贸易时的消费者盈余是2 000元的价格线以上的三角形，面积为c；有了贸易之后价格下降到1 000元，消费者盈余是a、b、c、d四块面积合成的三角形。显然，参与了国际贸易之后，消费者大赚了，是赚了a、b、d这三块面积合成的梯形。再看生产者，没有贸易时的生产者盈余是2 000元的价格线以下的三角形，面积为a、e；有了贸易之后价格下降到1 000元，生产者盈余是面积为e的三角形。显然，参与了国际贸易之后，生产者受损了，是损失了面积为a的梯形。然而，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净值是获益的，因为消费者赚到的a、b、d的面积足以弥补生产者受损的a的面积还有余——净获益是面积为b、d的三角形。注意，这个三角形其实跟中间图里的FE之上的三角形是面积相等的，因为底边都是50单位（进口量），而高都是1 000元。

同理可分析右图。对出口国的消费者来说，没有贸易时的消费者盈余是700元的价格线以上的三角形；有了贸易之后价格上升到1 000元，消费者盈余减少了面积为j、k的梯形，所以消费者因为参与国际贸易而受损了。再看生产者，没有贸易时的生产者盈余是700元的价格线以下的三角形；有了贸易之后价格上升到1 000元，生产者盈余增加了面积为j、k、n的梯形，所以生产者因为参与国际贸易而获益了。然而，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净值是获益的，因为生产者赚到的j、k、n的面积足以弥补消费者受损的j、k的面积还有余——净获益是面积为n的三角形。注意，这个三角形其实跟中间图里FE之下的三角形是面积相等的，因为底边都是50单位（进口量），而高都是300元。

至此，就可以简单地提一下前面说过的问题：为什么重商主义早就被推翻了，早就被证明是错的，现实之中还是对各国的贸易政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虽然从整体来说，自由贸易无论是对进口国还是出口国都是有利的，但具体到某一个团体，确实有人受损了！这些受损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当然要反对自由贸易。但他不能公然地说，我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他必须拉大旗作虎皮，把重商主义这一貌似挺有道理的错误拉过来做幌子。也就是说，各国政府未必真的相信重商主义，而是它们被一小撮在国际贸易中受损的人把持了，以这一小撮人的利益劫持整个国家的利益，不惜以损害整体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个人的私利！一定要牢牢地记住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是自私的！人并不是根据对还是错去做选择的，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来做选择的。广泛地通行于世的政策，未必就是正确的！当然了，这一小撮人是想牺牲整体利益来满足他们的个人私利，但他们怎么能做得到呢？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后面讲到新古典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时再做深入的分析。

要提醒注意的是：这里的分析属于局部均衡分析，所以得出一个出口国的消费者会在国际贸易中受损的结论。但如果是一般均衡分析，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出口、没有进口，而作为进口国时，消费者是获益的。所以，在后面介绍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就会看到，消费者一定会在国际贸易中获益，不可能受损。但生产者就不同了。由于一个人是多种产品的消费者，却往往只是一种产品的生产者，因此虽然生产者作为进口国时受损、作为出口国时获益，但进口品和出口品的生产者一般不会是同一批人，所以进口国的生产者就没法像出口国的消费者那样，在这边的受损可以由那边的获益来抵销。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会损害到的群体，就是进口国的生产者。事实上，各国反对自由贸易的都是这些人！

然而，我要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个结论是源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属于静态的分析。本书后面会指出，如果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其实进口国的生产者也有可能——只是可能，不是必然——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这时，国际贸易就不会损害任何人了。但这也是要到讲解新古典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时再细说。

§2 绝对优势理论

上一节的分析严格来说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理论，而是后人根据供求理论利用几何工具做出的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本质上属于一般均衡理论，出于逻辑上层层递进的考虑，因而才先在前面介绍了局部均衡分析，然后再介绍绝对优势理论。

以一个虚构的数字例子来示范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的要点。古典与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都使用两个国家的假设，其实还要加上两种产品。上一节的分析属于局部均衡分析，所以只有一种产品，现在用一般均衡分析就要扩充为两种产品了。

这个数字例子中的两国仍然是本国与外国，而两种产品则分别假设为衣服和小麦。生产要素只有一种，是劳动力。古典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属于2×2×1模型，即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生产要素。假设生产过程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这是因为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持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认为一切产品的价值都只由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创造出来。劳动价值论虽然是错的，但没有影响古典时期国际贸易理论的结论，关于这一点以后讲解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时再细说。

因为假设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有关的生产成本就只是劳动力的成本。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一个劳动力工作一小时的产量，在本国是0.25单位的衣服或0.5单位的小麦，在外国则是1单位的衣服或0.4单位的小麦。显然，劳动生产率是越高越好，而本国在小麦方面的劳动生产率比外国高（0.5>0.4），所以具有优势；但本国在衣服方面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外国（0.25<1），是劣势。

如果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则1单位衣服的生产成本，在本国是4单位的劳动（1/0.25=4），在外国是1单位的劳动（1/1=1）；而1单位小麦的生产成本，在本国是2单位的劳动（1/0.5=2），在外国是2.5单位的劳动（1/0.4=2.5）。显然，生产成本越低越好，而本国在小麦方面的生产成本比外国低（2<2.5），所以具有优势；但本国在衣服方面的生产成本高于外国（4>1），是劣势。

所以，斯密所说的“绝对优势”可以有两个定义，一个是从生产率的角度来说，指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投入同样数量的资源（生产要素）比别的国家生产出的产品数量更多（假设不存在质量与种类的不同）；另一个则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说，指一个国家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比别的国家投入的资源数量更少。

由此再推出“相互绝对优势”的概念：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如果每个国家都有某种产品是相对于另一个国家具有绝对优势的，那就是两个国家对彼此具有相互绝对优势。

这样，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把国际贸易的成因归结于绝对优势的不同：在某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该集中于生产该种产品，然后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出售这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换回本国没有绝对优势因此不进行生产的产品。

例如，根据上述数字例子，本国既然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它就应该集中生产小麦；而外国既然在衣服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就应该集中生产衣服。这样，本国专门负责生产并出口小麦，外国专门负责生产并出口衣服，形成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格局。

这样做比起两国独自生产两种产品有什么好处呢？这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利益的问题。假设本国与外国都有100单位的劳动力。先是两国独自生产两种产品、不进行国际贸易的自给自足的情况。再假设两国都是把劳动力平均分配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即其中50人生产衣服、另外50人生产小麦。这样，从数据可知，本国的衣服产量是12.5单位（=0.25×50），小麦产量是25单位（=0.5×50）；而外国的衣服产量是50单位（=1×50），小麦产量是20单位（=0.4×50）。于是全世界的产量分别是：衣服62.5单位，小麦45单位。

但如果两国根据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分工，然后互相贸易，即本国100单位的劳动力全部投入小麦生产，而外国100单位的劳动力全部投入衣服生产。那么，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本国能生产出50单位（=0.5×100）的小麦，这同时也是全世界的产量（因为这时外国不再生产小麦）。同理，外国能生产出100单位（=1×100）的衣服，这同时也是全世界的产量。与自给自足的状态相比，两种产品的总产量都增加了，因此国际贸易比自给自足能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利益！由于物品（而非作为货币的黄金）才是真正的财富，所以国际贸易能够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重商主义认为贸易不创造新的财富的观点，错！

然而，来自于国际贸易的新增利益怎么分配呢？会不会还是像重商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出口国赚了、进口国亏了呢？假设两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按1∶1的比例来交换（这是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也就是真实价格）。本国可以出口22单位小麦给外国，换回22单位的衣服进口；反过来，就是外国出口22单位衣服给本国，换回22单位的小麦进口。

注意，在自给自足时，假设不存在跨期消费的选择，两国在两种产品上的消费量一定等于其生产量，既不可能多，也不可能少——消费量少于生产量的话就会没有达到最优，因为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不全部消费掉，以后就会全部腐烂掉。而在参与了国际贸易之后，消费量与生产量就可以不一样了。如果是本国有生产的产品，其消费量是生产量减去出口量；如果是本国不生产的产品，其消费量直接等于进口量。但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每种产品的总消费量还是必须等于总产量。

参与国际贸易之后，本国对衣服的消费量从原来自给自足时的12.5单位上升到22单位，小麦的消费量也从25单位上升到28单位。由于物品越多越好，消费量的上升一定意味着一国的福利（财富）增加。所以，本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了。反观外国亦然。参与国际贸易后，外国对衣服的消费量从原来自给自足时的50单位上升到78单位，小麦的消费量也从20单位上升到22单位，外国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了。

前一节强调过，出口国消费者受损只是局部均衡的结论，一旦进入一般均衡的分析之中，消费者永远是获利的。总而言之，无论是哪个国家（不管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了。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不但能创造出新的财富，而且利益均沾，所有参与的国家都能获利。重商主义所谓的“国际贸易是损人利己的零和游戏”的观点，又是错的！

此外，正因为在这里使用了物物交换的例子，摆脱了有黄金那样的货币参与其中而给实物交易蒙上了一层面纱的妨碍，人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不可能只

有出口、没有进口。因为一个国家必须要通过出口某种物品来换取另一种物品的进口，而既然有一个国家必须在某种物品上要有出口，有出口方就得有进口方，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所以另一个国家也就必须相应地在该种物品上有进口。这样，即使不考虑较为复杂的货币理论，也可以明白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保持顺差，否则另一个国家拿什么去买它的出口品呢？

为什么两个国家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呢？这额外的利益从何而来？从前面对生产量的分析可知，因为整个世界的产量增加了，消费量就可以相应地增加，使参与国际贸易的两个国家都得到好处。但为什么有国际贸易时的产量会比自给自足的时候增加了呢？以下切换到生产成本的角度来再看一次这个数字例子。在自给自足时，两个国家都各有50单位的劳动力投入两种产品的生产，因此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两种产品都各有100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进行国际贸易后，要生产与以前一样数量的产品，小麦方面本国需要投入90单位（=45/0.5）的劳动力，衣服方面外国需要投入62.5单位（=62.5/1）的劳动力，都比以前节省了劳动投入。

另一个使用生产成本的角度来看的方式，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成本去计算生产出有国际贸易时所享受的消费量所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本国在有国际贸易时，衣服的消费量为22单位，如果自给自足时要达到同样的消费水平就得投入88单位（=4×22）的劳动力。而小麦的消费量是28单位，要投入56单位（=2×28）的劳动力，即总共要投入144单位的劳动力。但现在通过国际贸易只需100单位劳动力就有同样的消费水平，因此节省了44单位的劳动力。同理，外国在有国际贸易时衣服的消费量为78单位，如果自给自足时要达到同样的消费水平，就得投入78单位（=1×78）的劳动力。而小麦的消费量是22单位，要投入55单位（=2.5×22）的劳动力，即总共要投入133单位的劳动力。但现在通过国际贸易只需100单位劳动力就有同样的消费水平，因此节省了33单位的劳动力。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总共节省了77单位的劳动力。

也就是说，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产量增加，而产量的增加来自生产成本的下降，因此投入同样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更多的产量。然而，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国际贸易能使生产成本下降？

因为自给自足的时候，衣服和小麦的生产分散在两个国家进行，其中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比较低下（生产成本比较高）；而在有了国际贸易之后，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分别全部集中到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那个国家里进行，使得整个世界的生产效率从以前的平均水平提高到最高水平（生产成本从平均水平降到最低水平），这当然就带来了产量的增加，从而构成国际贸易的利益来源。

§3 分工的意义

由上一节的分析可知，国际贸易本身并没有直接地创造财富，直接创造财富的其实是分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章，就是谈分工所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大幅度上升是如何惊人。斯密所观察的其实还不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制造业工厂，而只是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手工作坊的情况。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所考察的一家制针作坊：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相关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工种，而且这种工种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工种。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两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工种。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两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有必要的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12磅。按每磅针有4 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48 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 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1/240，就连这数量的1/4800分，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斯密的描述极其详尽，并且具有震撼性的说服力。由上述引文可见，说分工能使生产效率有惊人的上升幅度，绝非夸张。光是制针这么一个简单至极的小产业，分工的程度也不算很细致，却已经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4 800倍之巨！也就是说，上一节所举的那个虚构的数字例子，假设出来的、反映两国生产效率差异的数字，其实是大大地低估了分工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

为什么分工能给生产效率带来如此巨幅的提升？上一节已经解释过，就是因为将生产集中到最有效率的人手上，使整体的生产效率从原来的平均水平上升到最高水平。然而，这里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不同人（或国家）有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从而有不同的生产效率。所以，一般的教科书都会把古典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成因与利益来源的分析归入技术差异的类别之中。也就是说，存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是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假设——后面讲到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时就会指出，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是不同国家没有技术水平的差异，因此这是与古典理论的一个重大区别。

然而，分工真的需要技术水平有差异吗？仔细阅读上面引用的斯密的那段话，应该能体会到斯密根本没这么说。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不同才进行分工，恰恰相反，是分工才造成了技术水平的不同！即使是两个技术水平完全一样的人，他们分别独自制针，跟他们合作分工制针，生产效率就已经大不相同了。

分工本身就能带来技术水平的提升，原因有二。其一，是熟能生巧。众所周知，一个人反复地做一道简单的工序，在“学习效应”之下，会迅速地熟练起来，提升效率。但不是众所周知的是，这效率的提高可以是非常惊人的！张五常在旧版《经济解释》卷二中说过这么一个真实例子：

我调查过一家玩具厂，差不多全部制作都用件工。制造塑胶洋娃娃，我特别欣赏一个以油墨替娃娃涂上眼睛的工人。只涂眼睛，其他的娃娃事项不干。这工人涂上眼睛后随手把娃娃抛进竹箩子内。试想，油墨未干，娃娃抛进箩子，一不小心油墨就会弄污箩中的其他娃娃。我见到的那位工人从不出错，快如闪电，似乎连看也不用看就抛得层次井然。此乃熟能生巧也。

喜欢篮球运动的人应该很清楚，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明星赛里有一项才艺表演是背后投篮，就是背对着球篮，不用眼睛看着球篮来投球。以NBA明星那样高超的球技，能做到背后投篮的人也不多，命中率也远远说不上是百分之百。相比之下，那东莞玩具厂里的工人，进入这家工厂之前也只是普通一人，却能在分工的制度下熟能生巧到百发百中的程度，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无须看一眼箩子就能放好洋娃娃，节省的时间可能只是1秒！然而，想想这工人一天下来能涂多少个洋娃娃，那就是节省了多少秒。一月、一年积累起来的节省又是多少？一家工厂有那么多的工人，所有人加起来的节省又是多少？生产效率的大幅上升，或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就是这样积少成多而来的。

其二，是熟不仅能生巧，还能生技术进步！正如前面引用的斯密的那段文字所言“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熟能生巧到一定程度，人就会自然而然地积累经验，为创新发明奠定基础。看看英国的历史吧，纺纱机的发明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纺纱机的发明并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凭空地鼓捣出来的，而是直接参与纺织业生产的一线工人（包括家庭主妇）逐步改良而成的。当然，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进入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也成了一个职业，也就是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分工，使得研发技术的效率也大幅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达到日新月异之快。

要知道，在“边际产量递减定律”的作用之下，不断地增加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能带来的财富增长终究都会达到一个极限。更不要说地球上的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真的不断地增加投入。然而，不要忘记人类最重要的资源是脑子！技术进步的作用就是把那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边际产量曲线向右移动，使生产点跳跃到一条新的边际产量曲线上。我在《经济学讲义》里也指出过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技术进步和推行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今天，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任何一件普通物品（如一支普通的圆珠笔），都凝聚了无数的专利技术。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进步不断地突破“边际产量递减定律”的局限，人类社会发展了成千上万年，人类的生活早该沦落到猪狗不如的地步了吧。对比一下今天的中国与古代的明朝，人口暴增了多少倍？可是现在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太多了！那时的皇帝尽管集天下大权于一身，但他有冰箱吗？有空调吗？有手机吗？有电脑吗？他的生活享受拍马都赶不上现代的一介黎民。“五四”时期的胡适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外国人认为古代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好，他严词反驳，说现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都比古代的皇帝过得好！他所举的理由，就是生活质量的切实提高。古代由于医学的落后，就算是皇帝的病逝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他有再多的钱，再大的权，也只能吃吃人参、灵芝来维持生命。可是现在，一个普通人即使患上了不治之症，也可以服用止痛药来止痛，可以用吸氧机来帮助呼吸，有大量廉价得足以让普通人也承担得起的医疗技术与设备帮助他减少痛苦，从而比较舒服地结束生命。这些，才是真正的财富！

然而，虽说直接创造财富的是分工，不是（国际）贸易，可要是没有贸易，分工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一个人或国家虽然可以只生产一种产品，但是生存所需的是多种产品。如上一节所举的数字例子，如果只有分工而没有贸易紧跟而来，只生产衣服的外国人会饿死，只生产小麦的本国人会冻死！所以，贸易是进行分工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贸易的利益虽然来自分工，但既然没有贸易就不可能有分工，这利益就是贸易创造出来的。

其实，只要把视线从宏大的国与国之间收回到人与人之间，重商主义的荒谬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重商主义是对的，那岂不是国内贸易中的买方都是亏的，卖方都是赚的？那谁还肯买东西啊？一个人要是打死都不肯买东西，只赚钱不花钱，他还赚钱干吗呢？事实上，没有其他人肯买，他还怎么能通过卖来赚钱？人不就是靠着至少出售自己的劳动来赚钱的吗？交易是互利的，消费者获得消费者盈余，生产者获得生产者盈余，谁都不亏！国际贸易又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人类没有交易，大家都自给自足，吃的东西要自己去找，穿的衣服要自己去做，住的房子要自己去盖……可以想象，即使一天24小时忙个不停，人要食可果腹都不容易，更不要说衣可蔽体、有瓦遮头了。原始社会的人类就是这样的：捡地上现成的石头磨一下当工具，摘果子打兔子，穿树叶串成的衣服，住在天然而成的山洞里……严格来说，人类之外的所有生物都是这样。“人之异于禽兽者”，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交易！斯密在《国富论》里也有这么一句名言指出交易是人类特有的行为：“谁也没见过两条狗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没见过一个动物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乐意跟你换。’”有了交易，才有了进行分工的可能性；有了分工，才有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有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才带来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才有了人类社会的繁荣发达，生活质量远远优于其他生物……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贸易，人类是一天都活不下去的。

所以，重商主义肯定是错的。如果人类将重商主义的观点贯彻到底，将一切交易（如国内贸易）都禁而绝之，人类就会回到贫贱不堪的境地，与地球上的一切生灵一样，天天都只能挣扎在温饱甚至是生死的边缘线上。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人类想要的吗？

然而，尽管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与“绝对优势理论”，已经把重商主义彻底地批倒了，但可悲的是，这错得那么简单、那么彻底的理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贸易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前面的局部均衡分析已经做了部分解答，但更详细的回答，留待后面讲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时再进行吧。

§4 几何分析

前面以数字例子讲解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本节以几何的形式再证明一遍。这主要是因为以后新古典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借助于几何来进行分析，几何形式也比数字例子显得更简洁直观，分析也更广泛有力。

先介绍一下要用到的几何工具。国际贸易理论所用到的几何工具其实都不复杂，基础理论更是容易。前面在进行局部均衡分析时已经用到供求理论中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这里的一般均衡分析所要用到的几何工具来自于消费者理论。首先，由于现在分析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因此消费者理论中使用的等优曲线（indifferent curve，国内的教科书一般不甚准确地译作“无差异曲线”）要“升级”为“社会等优曲线”（community indifferent curve，以下简称为CIC），用于反映一个国家里的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偏好状况。CIC用来反映一国消费者选择的消费组合及其福利水平。根据消费者理论，等优曲线位于越远离原点的地方，代表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就越高。

其次，反映一国生产者选择的生产组合的曲线，是“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curve，以下简称为PPC）。在“边际产量递减定律”（或“边际成本递增定律”）的支配之下，PPC的形状是凹向原点的。但现在一开始做分析的时候为了简单起见，暂且假设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因此PPC的形状会是一条直线。

下面只提供一个虚构的数字例子里的基本数据，请读者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知识，自行运用有关的几何工具（反映消费的CIC与反映生产的PPC）来做分析。假设现在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美国，两种产品还是衣服（Cloth）与小麦（Wheat），两国各有100个单位的劳动力（L）。如果中国把全部劳动力投入生产衣服，可生产出100单位的衣服；如果全部投入生产小麦，则可生产出50单位的小麦。

附：思考与解答

思考

请思考：假设边际成本不变，请分别画出没有贸易时的中国，没有贸易时的美国，有贸易时的中国，有贸易时的美国，总共四张几何图。另外，严格来说，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包括后面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没能明确地计算出一个相对价格，只能计算出一个范围。国际贸易理论中习惯用TOT（terms of trade的缩写，直译是“贸易条件”）这个术语来表示两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比率，即相对价格。根据常识，请试行推导出TOT落在什么范围之内，才有可能发生国际贸易。

解答

关于下面四张几何图，提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后两张图里出现了（相对）价格线TOT，它是国际市场中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而前两张图里乍一看似乎没有价格线，其实是有的，只是与两国各自的PPC重合了。因为在边际成本不变的假设下，PPC是一条直线，这时的价格线也是一条直线，而且是国内市场中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所以与PPC的斜率一样，于是二者重合了。以后把假设改为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况时，PPC就会变成一条凹向原点的曲线，价格线就是PPC每一点上的切线，二者不会重合，价格线就会显现出来。

图3–3 无贸易时的中国

图3–4 无贸易时的美国

图3–5 有贸易时的中国

图3–6 有贸易时的美国

第二，由后两张有贸易时的几何图可知，两国都由于参与贸易而获利，因为两国在有贸易时的CIC都比没贸易时的CIC位于更远离原点，也就是福利水平更高的地方。从这两张图里的CIC可知，有贸易时的CIC是无贸易时所无法企及的，因为它位于该国的PPC之外，也就是一国本来的生产能力根本负担不起的消费水平。凭借着贸易，两国都突破了各自生产能力的局限，跳到一条更高的CIC上消费。

一切生物的消费水平都受制于其生产能力，直到人类发明了交易（市场制度）之后，人类的消费水平才神奇地突破了生产能力的约束。这里要再次引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那句关于交易是人类特有行为的名言：“谁也没见过两条狗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没见过一个动物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乐意跟你换。’”要注意，这些几何图中的PPC并没有发生移动，也就是说，它甚至都没有考虑前面分析交易带来的利益实际上来自于分工。而分工的好处是，即使不同人并没有技术水平的不同，也能因为熟能生巧以及技术进步而突破“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反映生产能力的PPC丝毫没有向外移动，光是通过交易，人们就可以凭空地突破生产能力的限制去消费和享受。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试想，人类自古就梦想着飞上天去，但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之前，这都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已；有了牛顿定律，人们不是通过违反自然界的定律，而恰恰是利用这一定律，突破了重力的约束，实现了自由飞翔的愿望。在这里，人类是通过交易突破了生产能力的约束去更自由地消费。而如此伟大的事情，并不是靠一个像牛顿那样的伟人实现的，而是人类自古以来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开始“异于禽兽”地实践着了。

第三，关于TOT的范围。显然，站在某种产品进口国的角度来看，国际市场上的TOT除非比国内价格要低，否则它不会选择向外国人购买（即进口），而是选择自己生产；反过来说，站在某种产品出口国的角度来看，国际市场上的TOT除非比国内价格要高，否则它不会选择向外国人出售（即出口），而是选择在国内销售。因此，TOT的范围，其下限是由出口国的国内价格决定的，其上限则是由进口国的国内价格决定的。在上述数字例子中，中国是衣服出口国，所以衣服换小麦的最低价格不能低于中国的国内价格（即100单位衣服换50单位小麦）；反之，美国是衣服进口国，这决定了衣服换小麦的最高价格不能高于美国的国内价格（即80单

位衣服换100单位小麦），于是，衣服换小麦的TOT范围是“0.8单位衣服/1单位小麦”到“2单位衣服/1单位小麦”。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是“0.5单位小麦/1单位衣服”到“1.25单位小麦/1单位衣服”。至于TOT的确切数值，要到后来穆勒提出相互需求理论才得到解决。

[3]当然，人类发明了交易最终带来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原因还在于引入价格机制作为竞争准则，而价格准则是唯一不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竞争准则，这就是从推行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这一方面来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泉。也就是说，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没有交易，一方面是没有分工就会导致创造财富的能力极为低下，另一方面是没有使用价格准则就会引起租值消散，导致创造出来的财富没能最大限度地用在提高生活质量上。要知道，像蜜蜂、蚂蚁这类动物，虽然没有贸易，却还是有分工的，但显然分工没能让它们的生活质量达到人类的水平。